近来，“让文物活起来”“文博文创”等新动向，标志着文物工作由过去的被动性保护，进入了和传承创新相结合的综合性保护利用新阶段， 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与利用也成为近期一个颇为时髦的词汇。

       其实，回顾历史，国人对于文物和文化遗产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古玩——文物——遗产”这么几个不断递进的发展阶段。如果说古玩主要是基于个人喜好的收藏、把玩和研究，这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中是有悠久传统的，而文物则是清末民初国家开始正式介入对古物古迹的保护、管理之后的新概念，当然其内涵也由文玩清供扩展到几乎所有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考古、历史和古生物等遗存。1930年，国民政府出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古物保存法》。至于文化遗产，则是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的《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首先予以明确界定的，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进一步将文化遗产分为有形（物质）与无形（非物质）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指文物一类的古物古迹，后者则主要指语言、戏剧、音乐、舞蹈、宗教、神话、礼仪、习惯、风俗、节庆、手工艺等不能够固化的人类财富，两者共同构成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保护与传承也具有相同和相通之处。因此，博物馆界在世纪之交多次以“博物馆与无形文化遗产”为题召开会议 ，2007年国际博协大会在修改其章程时，正式将无形遗产纳入博物馆定义的工作范畴中。我国自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开始申报世界遗产后，文化遗产的概念很快得到普及；2003年国务院公布每年六月第二个周六为中国文化遗产日后，我国进入全民关注和参与遗产事业的新时代。2016年，国务院再次发文，将中国文化遗产日更名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以适应遗产观更为广泛的包容性。

       古玩——文物——遗产这三个阶段以及相关社会实践活动，不仅是遗产内涵层面的物理性扩展，也体现了遗产与人类关系的全面变化——遗产作为历史与祖先的馈赠，不仅具有传统认可的历史、科学与艺术三大价值，也具有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功能与作用，已然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因此，就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来说，这也不仅仅是过去大家通常认为的政府与专家的事情了，而应该是政府主导、专家指导、动员社会全面参与的现代社会的一项事业和社会实践，而这也正是新时期我国文物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目标。

       与文化遗产阶段相适应，需要探索包括政府、部门、机构、专家、公民及其他相关的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适应现代社会多元主体的保护与多个层次、多种形式的保护模式；需要探索管理型保护、规划型保护、技术型保护、养生型保护等多种保护实践的结合，需要探索更多形式的利用型保护、发展中保护的动态保护——遗产的保护利用已经成为一项整合科技、法规、政策、社会实践的系统性工程，因此，也需要探索更具综合性的遗产理论与方法 ，尽可能全面地减少遗产面临的自然与人为的破坏性因素，以实现遗产本体的延年益寿和遗产价值的最大化。

       我认为，对于当下中国遗产事业的这些需求，生态博物馆的探索与实践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生态博物馆是超越传统博物馆围墙，探索将自然与人文遗产综合保护、展示和利用的一套理论和方法，它缘于博物馆界服务社会发展的良好愿望，以重构自然与文化、遗产与人民、过去与现在的新型关系为重心，与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深层生态系统及理论、生态文明建设等都有关系。回顾生态博物馆发展历史，反思生态博物馆实践的得失，无论对于文博界还是当下中国，都具有现实的启迪意义。

                                                  什么是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是20世纪70年代博物馆界出现的一个新现象，它突破了传统博物馆“建筑+藏品+展览+服务”的模式，而是一种以特定区域为单位、以其中整体的且相互关联的自然和人文遗产为对象，将包括当地人及其生产、生活的各种要素进行综合的动态的保护、展示和可持续利用并发展的没有围墙的“活体博物馆” ，它强调保护、保存、展示自然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生性，以及人与遗产的活态关系，以形成新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自然与人文生态。

       生态博物馆的概念最早于1971年由法国人弗朗索瓦·戴瓦兰和乔治·亨利·里维埃所提出。当时，三年一届的国际博物馆协会即将在法国格雷诺柏举行，为了商讨法国环境保护部部长在大会致辞中应该讲什么，作为当时国际和法国博物馆界领军人物的弗朗索瓦·戴瓦兰和乔治·亨利·里维埃一起商讨，提出将各界普遍关注的生态问题和博物馆的文化问题进行对接，将eco和museum两个词合在一起，形成生态博物馆一词，以表明博物馆界对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态度，以及博物馆在回应社会发展现实问题中的角色和作用 。

       里维埃曾经多次试图给生态博物馆下定义并不断予以修订，1976年他去世之前的最后一次定义被认为是一个具有进化特征的定义，突出了生态博物馆变化且关注、参与社会发展的特性。该定义中，他提到生态博物馆是一个资源中心，一个实验室，一个学校，也是一面人们——尤其是当地人和环境之间可以相互映照的镜子。但是，归根结底，他认为生态博物馆是由公共权力机构和当地人民共同设想、共同建设、共同经营管理的一种工具。

       应该说，生态博物馆的提出既具有偶然性，也具有必然性。偶然性如上文所提的国际博协大会在法国召开和环境保护问题的大爆发等历史背景与机遇等。二战之后，随着工业化的纵深发展以及发达国家后工业时代的到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出版了《寂静的春天》（A Silent Spring）一书，引发了美国乃至全世界对于环境保护问题的深切关注。卡森在书中描述的那个“听不见鸟鸣”的小村镇令人印象深刻。1970年4月22日，美国数千万人走上街头进行大游行，呼吁保护环境，保护地球，这一天后来被定为国际地球日。这当然也使得自诩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博物馆界深受触及。

       必然性则体现在生态博物馆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博物馆界一贯秉持的开放与变革态度，以及对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的高度关注与积极参与。里维埃是国际博协的首任主席，他推动建设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博物馆，也曾经参与过一些自然类博物馆和法国自然保护区的博物馆展示工作，非常欣赏瑞典工业化进程中保存乡土遗产的户外博物馆实践，也关注过德国祖国博物馆运动及其在乡村保护和社会动员方面的作用。戴瓦兰是法国博物馆界的思想家与后起之秀，当时正担任国际博协主席,他非常关注法国后工业化进程中一些工业城镇的发展转型，以及作为欧洲农业大国的法国乡土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等问题，并尝试以博物馆的方法为其提供解决方案。在1971至1982和1975至1979年间,他分别参与了创新型的克蕊苏—蒙特梭人与工业博物馆(the museum of man and lndustry le creusot-montceau-les-mines)与索匹卡底(sau picardie)生态博物馆的工作，并总结生态博物馆的理论与实践，撰写了《社区主动：研究与实验》（1991年）一书。

        作为生态保护与社区营造的同义词，生态博物馆被提出后，首先在法国和加拿大法语区传播开来，并迅速向世界各地蔓延，包括欧洲大陆、美洲和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中国等，台湾地区也有不少实验和探索 。在这个过程中，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意组织的以“博物馆与社会的关系”为题的圣地亚哥博物馆圆桌会议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次会议对博物馆的一系列新变化进行理论反思和概括，其议题之一是“博物馆在今天拉丁美洲的角色”。会议认为，应该提倡博物馆的包容性、参与性，提出了希望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整合性博物馆概念。希望博物馆专业人员要走出博物馆围墙，改变博物馆的结构和定位，扩展博物馆的功能，融入社会和社会发展。经过十天的热烈讨论，会议发表了《圣地亚哥圆桌会议决议》，会议的共识还被写入了1974年国际博协大会新修订章程中关于博物馆的新的定义，成为了国际博物馆界的行业性共识。因此，这次会议被认为是新博物馆学运动的里程碑，博物馆服务社会成为博物馆界极具号召力的旗帜，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等渐渐为博物馆理论界所接纳并成为一种服务社会及其发展的直接手段。

       其实，在博物馆史上，1970年代已构成了博物馆界一个重要的变革时期，包括生态博物馆在内的新博物馆运动被视为博物馆界继19世纪末的专业化以来的二次革命。此后的博物馆将不再是那种充满精品和精英的高高在上的教育者，而成为更加亲民的社会发展与变革的服务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博物馆从从前的神坛屈尊降纡为一个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性论坛，一个各种文化兼容并包并相互交融的接触地带，而生态博物馆更像是一个关于生态文明的实验室。

                                   生态博物馆的几个重要特点

       自然与人文的生态是多样的，生态博物馆的实践也是五花八门的，有些产生重大影响的生态博物馆实践甚至并不直接包含生态博物馆名字在内。但是，这些实践及其理论与方法一般都具有以下共同的特点。

        1.将自然与人文的各类遗产要素综合考量。自然环境是人类活动的舞台背景，而人文遗产中既包括传统博物馆里的可移动遗产，也包括不可移动的户外遗产，既包括物质的、有形的，也包括非物质的、无形的。因此，生态博物馆通常将一个具有有形或者无形边界的地方作为整体进行规划和运作，超越了传统博物馆的“建筑+藏品”的设计和建设模式。

        2.以地方和当地人为中心进行物人关系的整体性营建。生态博物馆将几类遗产要素和几个相关方面的人们聚合在一起，强调博物馆专家、政府部门、观众尤其是当地人和利益相关方的互动性和参与性。特别是当地人不仅是传统的博物馆和博物馆人服务的对象，而且是生态博物馆内容的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甚至是博物馆的主人，是建立所有要素相互关系的核心。

        3.对遗产进行活态的、动态的、生态的保护，在利用中保护，在传承中发展。生态博物馆的所有要素，包括人与物，也包括遗产，都不是凝固的，而是要把它们纳入特定环境背景中认识、利用、展示、诠释和互动，从而形成一种基于传统又不限于传统的新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

       由此观之，生态博物馆是处理特定区域、主题范围内遗产与人关系的一套综合性理论和实践方法。生态博物馆不仅如里维埃所说，是一个资源中心，一个学校，一个实验室，而且它是当地人和游客共同的学校，是一个具有参与性的地方性探索与认知中心，是一种建基于传统基础上的新的生活方式或者生态文明的实验室。本质上，生态博物馆是对地方或者特定领域的遗产化与博物馆化，无论自然的、人文的，有形的、无形的，都既是生存发展的资源，也是需要保护和传诸未来的遗产，因此，对它们要予以保护，同时要予以利用，还要进行具有博物馆性质的展示。包括人自身，在生态博物馆的视阈中也是文化尤其是无形遗产的载体和有形遗产的受体，因此，也被包括在关注对象和要素清单之中。但是，它又是远远超出传统博物馆边界的遗产和博物馆实践，既是在新视角和新关系下通过对一个地方物的重新认知和赋灵、人的重新启蒙和赋权，而重新发现和认识这个地方，也是对此一地方遗产与人的相互关系在充分信息化和科学认知前提下基于可持续发展预期的重新建构。遗产资源作为固有的客观存在，在遗产与博物馆化的视角下，以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态度，经过深入挖掘，系统整理，科学保护，全面展示，充分交流，合理利用与互动，其历史、科学和审美等方面的信息与价值，其与社会、土著、游客以及专家和政府的关系，都将被在此基础上予以重新认识、界定与重构。

                                  生态博物馆在中国的实践

        我国博物馆界早在1980年代就开始对生态博物馆有所了解，当时的《中国博物馆》杂志及其主编苏东海先生等率先对国际生态博物馆有关状况及理论方法做了不少的翻译和介绍。1990年代在挪威政府和专家的资助与帮助下，中国博物馆协会组成中挪共同专家组选择贵州自然与民族遗产相对丰富的若干民族村寨作为对象，进行试验，建成了以民族村寨为主要载体的首批中国生态博物馆 。

        迄今，中国生态博物馆的探索和实践，已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以民族村寨为主要对象的生态博物馆。除贵州的几座生态博物馆之外，还有云南、内蒙古等地以民族村寨或者社区为中心建设的若干生态博物馆。其中在云南，一些实践成果也被称为民族生态文化村，由国内外学者合作进行了较多的打造和创新。广西以自治区民族博物馆为学术支撑和中心，选择十个民族村寨，以中心馆和分馆模式共同建设生态博物馆网络，试图以此种制度创新的方式从体制上进一步密切专家和地方及居民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学术指导和支撑作用，被称为生态博物馆的“1+10”模式 。

       第二阶段，东部发达地区试用生态博物馆理论方法处理各类遗产资源和乡村遗产。比如福州三坊七巷历史街区依托其成片的历史建筑和其中蕴含的丰富历史人文遗产，整体性借用生态和社区博物馆理念，在城市核心地段探索完整、系统地保存、展示有形与无形遗产并和旅游、文创、城市发展相结合的综合模式。浙江安吉借鉴生态博物馆理念，结合农业部推进的美丽乡村建设工程，对全县域自然与人文遗产进行较为全面的调查梳理和综合规划，以县博物馆为中心和窗口，建成包括数十个分馆和一批展示点的全县域生态博物馆（群）体系 。

       第三阶段，生态博物馆成为让乡村复兴和遗产活起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与方法。近年来，随着“让文物活起来”的中央精神，生态博物馆理念和方法被广泛运用于传统村落、历史街区、工业遗产、专题遗产等保护和利用，产生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生态博物馆，适应于各种不同的生业类型。比如山西省文物局结合扶贫工作，在平顺县选择三个传统建筑风貌保存相对较好的汉族村庄，探索遗产保护、展示与旅游、科普、乡村发展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新模式，并将其命名为“太行三村生态博物馆” 。

                                           反 思

       生态博物馆缘起于博物馆服务社会发展到良好愿望，回应了人们对遗产与环境保护、社区重建等时代热点的关切与期盼，并对全球化、信息化和民主化浪潮起到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生态博物馆既整合了人们赓续传统、守望家园的历史情感与生态、环保、科学等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也继承了博物馆对人类生存及其环境物证的历史、科学、审美信息与价值的挖掘传播共享的技能和遗产，赋予人物关系、人地关系、人人关系以及此地此族此人和他者关系等新的视角和方法。工业化为人类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也引发了环境破坏，传统失落，分配失范，使得人与文明能否持续发展成为无法回避的严峻问题；全球化一方面使得人类生产、生活乃至文化的许多方面不断趋同，同时也使人类重新认识地方、我族、我群以及你我他的区别与界限，文化与身份标识等问题变得更加重要；信息化浪潮更是不断赋予人们认知世界和相互交往以新的手段和方式，不仅人，包括物，也正在被网络所链接，其相互关系也在透过虚拟空间被重新建构并与现实世界展开互动。博物馆能够让人们在展厅等特定空间里以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原始感官直面古往今来的人类遗产和文明成果，并对展品经过去脉络化和再脉络化的博物馆式处理，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引导人们观看和欣赏的方式与方法。因此，通过互联网+博物馆，以及生态博物馆的在地遗产化和博物馆化等手段，人类正在尝试重新认识并唤醒物与地方以及自身与他人——某种程度上，生态博物馆正在先锋性地构建一种建基于新的物人关系的生活方式或者生态文明的运行框架。

       生态博物馆涉及面广泛，但反思生态博物馆在中外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可以发现，相关者往往缺乏对生态博物馆深远的理论意义与巨大的现实意义的充分认知，普遍具有理论准备不太充分的欠缺。正如尹凯所指出的：“他们仅仅看到了生态博物馆可见的、具体的实践，而忽略了生态博物馆思想所暗含的哲学理念和社会价值” 。

       里维埃号称法国生态博物馆之父，他强调生态博物馆的探索性——博物馆界的探索，和人民自身的探索，其贡献主要在结合实践不断修订和完善着关于生态博物馆的定义而试图对生态博物馆实践予以指导。而其最后版本的定义则是一个进化性定义，说明生态博物馆自身也是不断演化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应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戴瓦兰是生态博物馆的理论旗手，他强调生态博物馆的发展性，并不回避生态博物馆是发展工具乃至政治工具，他的《社区主动：研究与实验》（1991年）一书曾被誉为博物馆界二十世纪最后的里程碑式著作。但是，大多数博物馆和遗产界人士则并未如其先驱者那样，充分意识到生态博物馆和传统博物馆异同的本质性意义，而仅仅将生态博物馆作为一种发展工具，一种拿来即用甚至脱贫致富的工具，而普遍忽视了工具背后的理性深意与探索精神，更遑论生态博物馆中的利益相关者和地方领导、普通民众以及外来游客了。因此，在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先驱们的创造激情过去后，由传统博物馆专家指导、地方政府主导的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本身就往往存在着理论准备欠缺、探索精神缺如等先天的不足，在实践上则或多或少体现于以下方面：

       首先，很多生态博物馆都未对涉及区域内传统遗产之外的其他生态要素和相关资源进行系统调查、梳理和深度规划，从而以真正的包含自然和人文的深层生态系统作为对象，以生态理论与方法作为指引。因此，也就未能对相关资源的信息与价值予以深度挖掘、整合处理和合理呈现，未能将生态博物馆的规划作为区域性的整体和长远发展规划来对待。

       相应地，在建设与运维过程中，也未能对全球化与地方性的二律背反关系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没有在对地方、物的重新认识和赋灵及人的重新定义、启蒙和赋权方面有充分的意识和探索，没有摆正地方与周边、世界的关系，日常生活与保护、展示及文化传承的关系。尤其是普遍忽视当地人的核心性和主体性作用，群众发动和参与不够广泛，甚至出现了当地人被外在化或被代理，仅仅沦落为被组织的旅游项目表演者，外来者尤其是访客也没有受到应有的生态理念和方法的教育与培训，仍然以传统博物馆式的看稀奇为主基调。

        这样以来，缘于生态博物馆相关的人的分隔乃至利益上的矛盾与冲突，不仅难以达到真正的科学的“生态”，所谓的“活态”也往往偏离正轨，为了“活”甚至不惜造假——非物质遗产表演化，物质性遗产也存在很多人为打造和造假，这样一来，资源与遗产均丧失了原真性，甚至为了娱乐性和营利目的而具有一些善意的欺骗性。如此这般，遑论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连遗产保护也成为利益驱动下的牺牲品。

       由于对自然与人文生态认识方面的根本性欠缺，最后往往难以处理好保护与发展、尤其是资源和生业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导致生态博物馆普遍充满失败感。因此，尽管新博物馆已经发展成为一场超越学术的社会运动，但主要仍然是专家思想和书斋里的运动，生态博物馆被一些人认为是具有乌托邦性质的一种博物馆思潮。为此，加拿大魁北克地区在接受法国同行影响建设上博思生态博物馆时，就竭力注意避免这一局限，不仅集结当地同志成立“上博思地区解说中心组织”，也一直设法开设面向居民的普通博物馆学课程，以让专家的博物馆学变成通俗性的博物馆学。博物馆和教育学家索黑曾以“人民的博物馆技术”（people’s museography）一词来描述生态博物馆建设与运行中的技术，以希望生态博物馆成为一个具有持续教育能力、演化能力和能动性的进化机制 。

       我个人认为，生态博物馆仍然具有极其乐观和广阔的应用与发展前景，它不仅是一个文化遗产综合保护与利用的有力工具，也是一个地方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的工具，但是我们必须直面其工具性背后的科学、文化与生态理性，才有可能正确使用文博界发明创造的这一概念和工具。生态博物馆首先应该是一场超越环境保护的现代文明中的生态启蒙，然后才是超越旅游经济和地方发展的社区再造，最终，它应该成为一种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升华。这个工具应该整体性地考虑到地方和社会包括自然与人文、历史与现实的深度生态系统，努力追求“生态——业态——心态”等多个方面的动态协调和适配。在生态博物馆规划、建设和运营中，多学科合作研究，资源与信息共享，知识普及及其致用都是必经和永续的过程，在遗产与资源综合性保护与利用之外，处理好专家、政府和当地人（包括利益相关方）的三角关系是其运营成败的关键所在。作为现代文明中生态博物馆比较中意的自然与传统遗产相对富集的地区，往往也是后发展地区，因此，生态博物馆作为多元文化、多重利益以及前现代与后现代的时空交叉的边际地带，在其规划建设中，专家和政府可能会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应该尽快走过这个包办或者当地被代理的初级阶段。

       在当下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咨询委员会——理事会——协会三级组织应该成为推动生态博物馆前行的并驾齐驱的三驾马车。其中，咨询委员会发挥学术支撑角色，开展扎扎实实的学术研究，带领相关方进行资源的调查梳理，规划的制定，以及意见建议的提供；理事会发挥资源整合和管理团队角色，应充分吸收相关部门、利益攸关者和专业人士等，做好规划实施、配套制度完善、建设和挑选团队、落实日常运营；地方性或行业性协会应充分发动群众，包括当地人、相关产业、乃至游客和爱好者。咨询委员会和协会应在理事会中拥有适当代表名额，并可以组织三者交叉的专业分会或者产业合作社，在充分信息公开和民主化的程序下及生态博物馆总体规划目标下运行。这可能是较为理想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态博物馆治理和运营模式。

       总之，生态博物馆源自文博界又不能限于文博界，它既重新发现地方，也扮演对物与人重新进行生态文化启蒙、对人与遗产关系进行重构的重要角色。生态博物馆不仅应该在当下遗产的保护利用及遗产事业深化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也可以在中央倡导的“五位一体” 生态文明建设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