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世界遗产地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
日期：2020-08-28 访问量：9425 文章来源：世界遗产之声
自2020年7月以来延续至今的暴雨，及其引发的山洪、内涝等如今已导致我国南方数个省市、近千万名群众受灾。历次洪灾的肆虐都会导致农田被淹没、房屋被毁坏、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而今年，一则“500余处不可移动文物因洪灾受损”的新闻报道让人们的关注点又扩展到了文化遗产的领域。据七月中旬的统计，江西、安徽、湖南、四川、广西、湖北、重庆、广东、福建、贵州、浙江等11省份因洪灾而受到损失的500余处不可移动文物中包含7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187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安徽黄山镇海桥在屯溪区矗立了近500年，却因7月7日当地五十年一遇的洪水而毁于一旦，只剩下一座桥墩。镇海桥的倒塌不仅使屯溪少了一座桥，更是让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们失去了一处情感的寄托，而这也引起了全国各地人们的共情和不禁发问——如何才能使我们的文化遗产免受灾害的破坏？
被冲毁的安徽屯溪镇海桥
（图片来源：央广网）
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在各种突如其来而又来势汹汹的自然灾害面前都无法将受灾的风险彻底杜绝。然而，通过各种途径降低风险、尽可能减少受灾的概率和损失，却是可以实现的：早在2010年，UNESCO世界遗产中心联合ICOMOS、ICCROM及IUCN等机构编写的《世界遗产灾害风险管理》作为《世界遗产资源系列手册》中的一部，就为世界遗产地的上述工作提供了一种全面、可行、有效的思路。
“灾害风险管理”是这部书名中的关键词——它的目的并非是要“防范”、“回避”或是“杜绝”灾害风险，而是“管理”灾害风险。书中写道：“灾害风险管理旨在防止或减少灾害对世界遗产的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主要包括针对遗产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影响，以及针对人类生命、生计及其他实物资产的危险。”这里的“防止或减少”与前面提到的思路一致：在能防止负面影响的情况下防止，不能完全防止的情况下尽量减少影响。实际情况中，“减少”的应用场景也往往多于“防止”。
灾害风险“管理”的另一个要领在于它的全过程化：灾前、灾中和灾后三个阶段都在灾害风险管理的考虑之内。灾前进行的准备活动包括对致灾因子的风险评估、预防和缓和措施、应急准备措施；灾中阶段主要是开展预先准备过的应急措施以挽救人的生命和遗产；灾后发起的行动则包括损害评估，以及对遗产损坏部分进行的处理——包括维修、恢复、改造和重建等。总而言之，灾害风险管理是一个通用的管理计划，应当描述应对不同情况的各种过程，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依照该计划采取适当的行动。
世界遗产风险管理的全过程示意
（图片来源：世界遗产灾害风险管理）
制定世界遗产地灾害风险管理计划的第一步是对遗产地可能遭受的灾害风险进行鉴定和评估。这一步骤需要大量的信息作为基础——除了遗产的边界、缓冲区、突出普遍价值、保护管理现状等本体信息外，周边环境的气候、土壤、断层线、潜水位等自然因素，乃至周边社区、现行规划、道路系统、传统知识等人文因素的相关资料也是必需的，确切地说，每一个可能对遗产地造成影响的致灾因子都应当纳入考虑之中。
收集到有关遗产本体与致灾因子的足够资料后，下一步工作在于将这二者结合起来，识别可能引发灾害的过程。基于“致灾因子 遗产本体脆弱性=灾害风险”这一公式，可以针对遗产得出一条（或若干条）包含多个环节的因果关系链，例如城镇类遗产地排水系统出现异常时遇到强降雨的状况，除了产生内涝这样的灾害风险外，还可能引发白蚁、植被等次生灾害，进一步导致历史建筑的结构受损，使其更容易遭受地震带来的损害。更进一步来说，还可以展开“灾害情景创作“的环节，根据前面的因果链来系统性地预测某项灾害在某一遗产地发生后一段时间内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
上述的步骤完成的是对灾害风险的识别，但若要将其作为制定灾害预防措施的基础，还需要一个定量化、精确化的过程。对灾害风险的定量评估是由灾害发生的可能性与灾害导致的后果两部分构成的，而对于世界遗产来说灾害导致的后果除了物理方面的损失之外，还必须要考虑遗产价值的方面，即遗产的每项价值，特别是突出普遍价值，在经受了灾害带来的损失后是否容易恢复。在现有大多数遗产地灾害风险评估的模型中，灾害发生概率、受影响的要素的占比、每个要素价值损失的百分比这三个变量的乘积成为了衡量灾害风险的主要指标。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世界遗产具有突出普遍价值，针对其采取的风险防范与缓解措施不应对遗产的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产生影响。安装部分防灾设施、在历史街区拓宽街道、将遗产保护区作为避灾安置地等措施都有可能引发有违这些原则的状况，需要在风险管理计划的编制和审核中慎重考虑这类手段。在灾害风险定量化评估的基础上，下一个灾害风险管理的环节在于采取措施来预防或减弱灾害风险和它的影响。所有预防灾害风险的措施都可以无一例外地归纳到三个类别当中——预防致灾因子、减轻致灾因子的影响、以及降低遗产的脆弱性。对于诸如地震、洪水的自然灾害来说，通过预防的手段来杜绝致灾因子的出现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灾害风险管理的重点也会倾向减轻致灾因子影响和降低遗产脆弱性这两个方面。除了通过开展遗产要素保护、周边环境整治等工程手段来达到这两个目的之外，建设监测预警系统、结合所在城市或区域的规划、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等管理层面的措施也都是世界遗产地经常采取的行动。
尽管可以通过评估和预防的手段来尽可能地减少灾害风险，但灾害风险毕竟是无法完全避免的，灾害来袭时的紧急应对同样是灾害风险管理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紧急应对措施并不仅仅在地震、洪水等灾害发生期间起到作用，应当覆盖灾害来临后72个小时的时间——这一原则来自1976年意大利弗留利大地震时采取的紧急保护方法。在这72个小时之内，除了自然灾害引发次生灾害的风险极高外，污染、盗窃、不当的救援与保护行动都是可能导致遗产进一步受损的人为因素。
应急预案中的首要工作是制定基于主要风险、遗产位置、现有资源等条件来制定战略——包括人群的撤离路线与集合地点、消防车等救援车辆的路线、防止盗窃状况发生的策略等等，然后需要设置的是应急设备系统，并将应急预案和步骤通过适当的方式通知到所有的工作人员、游客和居民。
灾害风险管理的最后一个环节是灾后的恢复与重建。恢复和重建的基础在于对灾害中遗产受到的损失进行评估，这一评估不仅针对承载价值的遗产要素的结构和物理损伤程度，同时也要考虑受到灾害影响的人群、环境等。在这一前提下开展的恢复与重建工作除了采用的工艺、材料、形式等方面应当满足遗产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的要求之外，可持续性的原则也在书中得以强调：一方面，遗产的重建要与其周边社区的经济复兴相结合，例如伊朗巴姆文化景观在2003年地震后保留了部分城堡建筑的废墟并作为景点向游客开放，反而提升了来自旅游行业的收益；另一方面，对受灾遗产地当地社区、企业和政治家风险意识、遗产保护意识的提高，也被列为灾后重建的工作重点。
地震后的伊朗巴姆文化景观
（图片来源：UNESCO）
事实上，在整部《世界遗产灾害风险管理》中，社会与文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得到了贯穿始终的强调：在开篇，书中提到制定灾害风险管理计划的主体应是由遗产地各利益相关方组成的多元化团队；涉及到灾害风险预防和灾后重建的具体方法时，书中特意指出了遗产地社区传统知识可能起到的巨大作用——包括土地管理模式、巡查系统、建筑施工技巧、传统社交网络等各个方面；而在举出秘鲁世界遗产地马丘比丘的灾害应急处置预案无法顺利实施的反面案例时，书中又将其归咎于遗产地管理者没能唤起当地各利益群体的遗产保护意识，导致旅游商业区阻断逃生路线等情况的发生。这些案例体现了UNESCO编制这本灾害风险管理手册的目的并非只是保护物质的遗产要素免受灾害的侵扰，更是在保护遗产地社区人群与文化的延续。
回到开头镇海桥的故事上来。据报道早在2018年，黄山市已对该桥进行过全面细致的测绘；7月10日，黄山市政府几个部门也已发布公告，将在条件允许后立即对镇海桥散落的桥梁构件进行打捞。无论今后的镇海桥将会按原材料复原，还是将以遗址的形式展示，上述工作都为遗产的灾后恢复与重建环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经过此番浩劫，专家开始呼吁各地注意古建筑、古桥梁定期的检查、维修与加固；对文物自身防灾抗灾能力的提升、对防灾减灾技术的研究也进一步为国家文物局所强调。尽管《世界遗产灾害风险管理》是针对世界遗产地而编制的，但灾害风险全过程管理的方法和社会文化可持续性导向的防灾减灾理念，正在自世界遗产地向越来越多的、同样承载着不可替代的价值的文化遗产不断扩展着。
正在进行中的镇海桥构件打捞工程
（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