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钰：“十二五”长城“古镇旅游”新思维
日期：2012-02-28 访问量：6233 文章来源：Admin
自1957年八达岭长城对外开放以来，新中国长城的保护和开发已经历时半个多世纪。1987年，长城入选世界文化遗产。长期以来，由于复杂的时代背景以及滞后的理论创新，长城现行的保护理念和开发思路，与世界遗产模式较多相悖，致使各大长城景区陷入保护和开发的“双误区”，深层次的开发潜能处于昏睡状态。以世界遗产的区域发展的视野，重新评估长城保护和开发，成为“十二五”时期迫在眉睫的战略性的新课题。
明清长城，商贸经济中心的崛起
由于长城不是简单的城墙防御，而是复杂的城镇防御，所以，除了军事功能之外，明代长城还兼具边塞贸易功能。明永乐三年，明成祖饬令兵部：“择水草便处立市，俟马至，官给其直即遣归。”由此，主要的长城城镇又成为陆路边贸商镇，如大同镇的“得胜堡”就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边贸口岸“马市”，中央政府提供的是绢、布、粮食和生活日用品，比如靴、袜、毡帽等，另外还有银钞。蒙古部落提供的是马匹、鼠皮和少量骆驼。
隆庆四年（1570年），明廷重新设立马市相互交易，分为贡市、官市、私市三种。中央和蒙古部落重归和平。长城由此发挥边贸枢纽的作用，成交量巨大，边贸往来十分活跃。比如，大同新平堡，农历七月三日至十四日，官市贸易，黄台吉、摆腰和兀慎部马726匹，价4253两；私市贸易，马、骡、牛和羊共3000头，抚赏费561两。山西水泉营，农历八月四日至十九日，官市贸易，俺答、多罗土蛮和委儿慎部马2941匹，价26400两；私市贸易，马、骡、牛和羊共4000头，抚赏费500两。互市期间，蒙古部落派300名士兵驻于城外，明廷派500名士兵驻于市场之内，维持秩序，保证交易公平，惩戒违法乱市。有明一代，东起辽东，西至肃州的长城沿线，边贸场所星罗棋布，蔚为大观。
长城不仅有事关重大的马市，还有普通的民间贸易，明万历《延绥镇志》记，城中分“南北米粮市与柴草市、盐硝市、杂市、木料市”等。行市分区，市场专业化程度很高，延绥镇沿边39座营堡，堡堡有市场。镇城以外，神木堡、靖边营、新安边营、孤山堡、清水营、安边营俱有“常市”。常市就是每天开放的市场，明中叶起，长城商贸广泛兴起。
明清更替，长城逐步从边境商贸城镇，升级为经济和物流的枢纽中心，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清代，中央政府向蒙古部落全面开放，这时，长城周边就不能称之为“边境”，长城不再是汉民族和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疆域界限，而成为汉族和少数民族生活聚居功能区的天然分界，长城以北是少数民族的生活聚居区，长城以南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生活聚居区。
长城“军事”的味道大大缩小，长城商贸达到历史顶峰，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张家口、杀虎口、八沟和居庸关等众多城镇均全面持久开放，仅宁夏境内，就有60处长城贸易市场。一般的，少数民族派300名士兵驻扎在长城外，清军派500名士兵驻扎在市场内。又如张家口，据《丹噶尔厅志》记载：“查该处为商货运转总汇之区，北通内外蒙旗及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处，西通伊犁、新疆、宁夏，每年输出砖茶至数百万箱，输入皮货，亦复不少。”又如归化，自乾隆四十二年，成为华北地区向新疆地区的贸易中心，咸丰年间，归化已经成为国内重要的内贸城镇。
长城保护的重心不是护“墙”
2006年，《长城保护条例》颁布，规定“本条例所称长城，包括长城的墙体、城堡、关隘、烽火台、敌楼等。”此处，护“墙”的色彩过于浓厚，经过近年来的具体调研，这个规定有两点需要迫切的补充：1.作为遗产建筑群，长城关隘周边一定范围以内，以及地下部分，也应该列入长城范围之内，应做古镇的区域保护；2.长城区域内民族民俗文化的传承，和长城保护不可分割。遗产保护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存续传统文化和民俗习惯。长城的文化传承，不应是重建碉堡、敌楼、城墙，而应该是基于中国传统的边塞文化、多民族交流融合，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古代民族民俗的传承资源。
从遗产保护的角度讲，长城应该做古城镇的系统保护，即全面系统地保护包括长城城墙在内的区域古城古镇，做一个个城镇的“片”保护，而非一个个烽火台、敌楼等的“点”保护。长城保护的重心要放在护“城”，要做好古镇的整体规划，比如，我国的长城最多地区是陕西榆林，地处河套之南，黄土高原和草原的接壤区域，建筑群景观丰富，民族民俗多样。
长期以来，囿于“长城是个体文物”的误区，保护局限于城墙修缮的狭隘方面，造成了周边古镇严重破败，民族民俗文化凋零。比如，丹东修复虎山长城仅1000多米，花费2000多万。按照个体文物的保护思路，整个明长城全长7000多公里，修墙的费用大约在700亿～1000亿元人民币，如此，长城（墙）的文物修缮目标，不仅不切实际，而且是不折不扣的“烧钱误区”，将会给国民经济带来很大的负担。
长城利用：古镇开发+民俗文化+特种旅游
《长城保护条例》对长城开发的原则定为“科学规划、原状保护”，相关规定主要有四：1、安全状况适宜参观；2、建设控制地带；3、符合长城规划；4、游客人次不能超过核定的旅游容量指标。总体而言，该条例对长城开发的法律空间是积极的，也是建设性的。
但由于保护思路陷入误区，致使长城各大景区的开发利用，也走进了一个怪圈，即“露天博物馆”模式，长城被狭隘地“保护”为一堵墙，竖立在山峦之上，海内外游客云集到此，爬爬长城，扭头就走。所谓“爬长城”，实际上是错误的爬墙，无论是尼克松、里根还是奥巴马，访华的美国总统们对长城的亲身感受，就是在一段长城的城墙上溜达。
绝大多数旅行社都把长城的游览时间，卡在90分钟～120分钟，缺乏必要的休闲、娱乐、购物的时间。所以，现有的长城景区普遍地严重依赖门票收入，产业链延展匮乏，服务业发展水平很低。一方面，每年游客接待量极其庞大；另一方面，开发利用却浑浑噩噩地长期徘徊在低层次、低品质、低水平，和“世界文化遗产”的身份定位非常不匹配。
以2004年为例，全年北京长城共接待游客约1000万人次，各长城景区的长城门票收入大约1.8亿，但景区内的餐饮住宿等消费统计，则乏善可陈。由于各个景区面积狭小，游客接待量又不可能无限增加，所以，现有的“露天博物馆模式”已经穷途末路，严重影响了各大长城景区的可持续发展。
实际上，烽火台、敌楼、墩台等均是景区吸引物，通过观光、住宿、娱乐、购物等方式，切身体验古代边塞生活和民族民俗传统。
长城景区应该定位于区域开发，而舍弃“关”开发，以“古镇开发+民俗文化+特种旅游”为开发模式，涵盖长城边塞城镇、周边古村落和多民族民俗等等主题旅游产品，除了观光游览和文化教育功能之外，将开发重心转移到古镇镇体验上来。景区的主营业务在门票收入之外，应该大力拓展观光索道、酒店住宿、地产园林等新业务，切实提高高端服务水平。目前，山海关古镇、八达岭岔道古镇等，纷纷试水运营和启动，经过试点景区的不断积累经验，各大长城景区理应在未来5年内，全面向古镇开发模式的整体转型，景区建设的重点应转移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地产和新型优势产业方面，重点发展特种旅游，户外攀爬、自驾车营地、探险旅游等等，积极开展会员制营销，全面提高长城古镇的利用水平。
在长城开发思路上，要根基于区域开发，打破不切实际的“一盘棋”框框，不搞跨地域的价格联盟。由于地域性的巨大差异，各大景区应该充分竞争，共享世界遗产的品牌，更应该注意培育个性化的产品，制定景区一级的长期发展规划，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和升级。笔者相信，未来“十二五”期间，长城各大景区将成为新型民俗古镇文化旅游的新热点。（责任编辑：曹凤娇）
明清长城，商贸经济中心的崛起
由于长城不是简单的城墙防御，而是复杂的城镇防御，所以，除了军事功能之外，明代长城还兼具边塞贸易功能。明永乐三年，明成祖饬令兵部：“择水草便处立市，俟马至，官给其直即遣归。”由此，主要的长城城镇又成为陆路边贸商镇，如大同镇的“得胜堡”就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边贸口岸“马市”，中央政府提供的是绢、布、粮食和生活日用品，比如靴、袜、毡帽等，另外还有银钞。蒙古部落提供的是马匹、鼠皮和少量骆驼。
隆庆四年（1570年），明廷重新设立马市相互交易，分为贡市、官市、私市三种。中央和蒙古部落重归和平。长城由此发挥边贸枢纽的作用，成交量巨大，边贸往来十分活跃。比如，大同新平堡，农历七月三日至十四日，官市贸易，黄台吉、摆腰和兀慎部马726匹，价4253两；私市贸易，马、骡、牛和羊共3000头，抚赏费561两。山西水泉营，农历八月四日至十九日，官市贸易，俺答、多罗土蛮和委儿慎部马2941匹，价26400两；私市贸易，马、骡、牛和羊共4000头，抚赏费500两。互市期间，蒙古部落派300名士兵驻于城外，明廷派500名士兵驻于市场之内，维持秩序，保证交易公平，惩戒违法乱市。有明一代，东起辽东，西至肃州的长城沿线，边贸场所星罗棋布，蔚为大观。
长城不仅有事关重大的马市，还有普通的民间贸易，明万历《延绥镇志》记，城中分“南北米粮市与柴草市、盐硝市、杂市、木料市”等。行市分区，市场专业化程度很高，延绥镇沿边39座营堡，堡堡有市场。镇城以外，神木堡、靖边营、新安边营、孤山堡、清水营、安边营俱有“常市”。常市就是每天开放的市场，明中叶起，长城商贸广泛兴起。
明清更替，长城逐步从边境商贸城镇，升级为经济和物流的枢纽中心，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清代，中央政府向蒙古部落全面开放，这时，长城周边就不能称之为“边境”，长城不再是汉民族和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疆域界限，而成为汉族和少数民族生活聚居功能区的天然分界，长城以北是少数民族的生活聚居区，长城以南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生活聚居区。
长城“军事”的味道大大缩小，长城商贸达到历史顶峰，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张家口、杀虎口、八沟和居庸关等众多城镇均全面持久开放，仅宁夏境内，就有60处长城贸易市场。一般的，少数民族派300名士兵驻扎在长城外，清军派500名士兵驻扎在市场内。又如张家口，据《丹噶尔厅志》记载：“查该处为商货运转总汇之区，北通内外蒙旗及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处，西通伊犁、新疆、宁夏，每年输出砖茶至数百万箱，输入皮货，亦复不少。”又如归化，自乾隆四十二年，成为华北地区向新疆地区的贸易中心，咸丰年间，归化已经成为国内重要的内贸城镇。
长城保护的重心不是护“墙”
2006年，《长城保护条例》颁布，规定“本条例所称长城，包括长城的墙体、城堡、关隘、烽火台、敌楼等。”此处，护“墙”的色彩过于浓厚，经过近年来的具体调研，这个规定有两点需要迫切的补充：1.作为遗产建筑群，长城关隘周边一定范围以内，以及地下部分，也应该列入长城范围之内，应做古镇的区域保护；2.长城区域内民族民俗文化的传承，和长城保护不可分割。遗产保护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存续传统文化和民俗习惯。长城的文化传承，不应是重建碉堡、敌楼、城墙，而应该是基于中国传统的边塞文化、多民族交流融合，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古代民族民俗的传承资源。
从遗产保护的角度讲，长城应该做古城镇的系统保护，即全面系统地保护包括长城城墙在内的区域古城古镇，做一个个城镇的“片”保护，而非一个个烽火台、敌楼等的“点”保护。长城保护的重心要放在护“城”，要做好古镇的整体规划，比如，我国的长城最多地区是陕西榆林，地处河套之南，黄土高原和草原的接壤区域，建筑群景观丰富，民族民俗多样。
长期以来，囿于“长城是个体文物”的误区，保护局限于城墙修缮的狭隘方面，造成了周边古镇严重破败，民族民俗文化凋零。比如，丹东修复虎山长城仅1000多米，花费2000多万。按照个体文物的保护思路，整个明长城全长7000多公里，修墙的费用大约在700亿～1000亿元人民币，如此，长城（墙）的文物修缮目标，不仅不切实际，而且是不折不扣的“烧钱误区”，将会给国民经济带来很大的负担。
长城利用：古镇开发+民俗文化+特种旅游
《长城保护条例》对长城开发的原则定为“科学规划、原状保护”，相关规定主要有四：1、安全状况适宜参观；2、建设控制地带；3、符合长城规划；4、游客人次不能超过核定的旅游容量指标。总体而言，该条例对长城开发的法律空间是积极的，也是建设性的。
但由于保护思路陷入误区，致使长城各大景区的开发利用，也走进了一个怪圈，即“露天博物馆”模式，长城被狭隘地“保护”为一堵墙，竖立在山峦之上，海内外游客云集到此，爬爬长城，扭头就走。所谓“爬长城”，实际上是错误的爬墙，无论是尼克松、里根还是奥巴马，访华的美国总统们对长城的亲身感受，就是在一段长城的城墙上溜达。
绝大多数旅行社都把长城的游览时间，卡在90分钟～120分钟，缺乏必要的休闲、娱乐、购物的时间。所以，现有的长城景区普遍地严重依赖门票收入，产业链延展匮乏，服务业发展水平很低。一方面，每年游客接待量极其庞大；另一方面，开发利用却浑浑噩噩地长期徘徊在低层次、低品质、低水平，和“世界文化遗产”的身份定位非常不匹配。
以2004年为例，全年北京长城共接待游客约1000万人次，各长城景区的长城门票收入大约1.8亿，但景区内的餐饮住宿等消费统计，则乏善可陈。由于各个景区面积狭小，游客接待量又不可能无限增加，所以，现有的“露天博物馆模式”已经穷途末路，严重影响了各大长城景区的可持续发展。
实际上，烽火台、敌楼、墩台等均是景区吸引物，通过观光、住宿、娱乐、购物等方式，切身体验古代边塞生活和民族民俗传统。
长城景区应该定位于区域开发，而舍弃“关”开发，以“古镇开发+民俗文化+特种旅游”为开发模式，涵盖长城边塞城镇、周边古村落和多民族民俗等等主题旅游产品，除了观光游览和文化教育功能之外，将开发重心转移到古镇镇体验上来。景区的主营业务在门票收入之外，应该大力拓展观光索道、酒店住宿、地产园林等新业务，切实提高高端服务水平。目前，山海关古镇、八达岭岔道古镇等，纷纷试水运营和启动，经过试点景区的不断积累经验，各大长城景区理应在未来5年内，全面向古镇开发模式的整体转型，景区建设的重点应转移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地产和新型优势产业方面，重点发展特种旅游，户外攀爬、自驾车营地、探险旅游等等，积极开展会员制营销，全面提高长城古镇的利用水平。
在长城开发思路上，要根基于区域开发，打破不切实际的“一盘棋”框框，不搞跨地域的价格联盟。由于地域性的巨大差异，各大景区应该充分竞争，共享世界遗产的品牌，更应该注意培育个性化的产品，制定景区一级的长期发展规划，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和升级。笔者相信，未来“十二五”期间，长城各大景区将成为新型民俗古镇文化旅游的新热点。（责任编辑：曹凤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