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也是商贸经济中心 再探长城的百年之谜
日期：2011-02-15 访问量：6151 文章来源：Admin
2009年9月17日，著名人文学者裴钰提出中国的长城景区要按照城镇开发的区域模式，遵循世界遗产的系统保护和利用的原则，成为新型边塞古镇文化旅游的新热点。2011年，裴钰发表4000字长文，从学理上阐述了长城作为商贸经济中心的历史客观定位，破除了“长城是墙”，又进一步突破了“长城仅是军事工程”的狭隘视野，在学理上，完整还原了“长城古镇”的历史真实，这是文化旅游的逻辑性所在。而今天，我们应把长城融入区域旅游目的地的建设，不再仅仅是旅游吸引物。
八达岭长城。清以来，北方主要长城，清代长城重要边镇，逐渐由军事关隘向经济中心、物流枢纽转型，成为对内贸易的重要中心。
中国浙江，江南沿海长城。
自1957年八达岭长城对外开放以来，长城便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随着历史研究和科技手段日新月异，新世纪的长城研究出现了质的飞跃。明清以降，长城不再是单一的军事工程，而是复合型的商贸经济中心，对长城的保护和利用，也应从实体保护，转型为区域系统保护。
长城是城镇（town），不是墙（Great Wall）
长城有个约定俗成的英文译名“the Great Wall”，数十年来，国内外习以为常。其实，它并不是非常严谨的译法。因为，长城是城（镇）（town），而非“墙（wall）”，不是个体的文物，更不是所谓的不可移动文物，而是完整的文化遗产系统。作为世界遗产，长城是典型的中国古代边塞城镇（建筑群），符合《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对“建筑群”的定义，即“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所谓的关隘、敌楼和烽火台等，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屯军地、生活地、物资供给地和边贸交流地，以及多民族的不同民俗传承一起，构成中国古代边塞交流和军事防御的文明系统。
根据旅游资源的类型，长城可分为5类景观建筑群：山地景观，依山而建，以太行山地区为代表；平原景观，以华北平原地区为代表；高原景观，恒山向西，越吕梁山，向西南蜿蜒于黄土高原之上；滨河、滨海景观，在黄河流域沿河构筑，还有浙江的临海市长城；沙漠景观，在玉门关向西，今天的楼兰城、库尔勒一带。每个类型的长城景观，都汇聚着迥然不同的地方文化和民族民俗习惯，是非常丰富的文化系统和社会文明聚居地。
长城不仅有5个类型，还是区域分布的，并非“一条线”式的线性展开。它以黄河流域为轴心，呈现出西部狭窄、东部辽阔的带状楔形区域分布，其东部南北最宽处从北纬33.5°到51.0°，纵跨17.5个纬度。其东西从东经86°到125°，横跨39个经度，经过北京、天津、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内蒙古、河南、山东和辽宁等大部，以及新疆、青海、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四川和浙江等局部，各地长城总长度50000公里以上。
湘西，苗疆长城
除了众所周知的明长城，还有长城分布在我国南方。比如，苗疆边墙，主要修建于明代万历年间，还有一部分修于明代天启年间，清代乾隆和嘉庆年间又加以大修和扩建，由碉堡、炮台、屯卡、哨台、关门和关厢等组成，长200公里，城墙一般高2.3米，底宽1.7米，顶宽1米，主要部分在凤凰县内，主要针对苗族分裂主义分子。
在浙江台州，还有一段临海长城，自三国时吴国开始修建，东晋、南朝时期的宋、齐、梁、陈各代都继续修建，宋、元、明、清维修。近年来，临海市政府修复了4000多米长城。临海长城较之内地长城多了一个功能——防洪。
长城也并非始于秦始皇动工兴建，《左传》载，“（公元前657年）楚国以方城为城”，这是修建长城最早的记载，比秦始皇早了443年。最早的长城遗址也不是秦长城，而是战国时期的齐国长城，于齐桓公元年（公元前685年）开始修建，齐灵公、齐威王和齐宣王陆续加长增修，西起长清县孝里镇广里村岭子头，沿泰山山脉、沂山山脉，经肥城、泰安、历城、章丘、莱芜、淄博和沂源等地，终点是青岛市区东于家河村海边，把黄河、泰山和黄海连成一线，总长度643.9公里，现存的齐长城遗址大约414公里。齐长城还有4条复线，距今2500多年，目的是抵御晋国和楚国的入侵。所以，长城的修建目的，并非汉民族抵御游牧民族侵略，在秦朝以前，长城为各诸侯国彼此攻守征战所用。
长城惹事，令大明皇帝被俘
中国历史上修长城最热烈的朝代，应该首推明朝，主要目的是为了朝廷安全和边疆稳定。长城是典型的古代边塞城镇，修长城也就是建立一个又一个兼具军事和行政职能的据点，比如大同镇，是明代九边重镇之一，据《三云筹俎考·大同总镇图说》记，大同镇先后修大边、二边516.3里；内五堡、外五堡、塞外五堡和云冈六堡等主要城堡72座，边城776个，火路墩833个。大同镇的治所，在今大同市，辖八卫、七所。
由于长城不是简单的城墙防御，而是复杂的城镇防御，所以，除了军事功能之外，长城还兼具边塞贸易功能。明永乐三年，明成祖饬令兵部：“择水草便处立市，俟马至，官给其直即遣归。”由此，主要的长城城镇又成为陆路边贸商镇，如大同镇的“得胜堡”就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边贸口岸“马市”，中央政府提供的是绢、布、粮食和生活日用品，比如靴、袜、毡帽等，另外还有银钞。蒙古部落提供的是马匹、鼠皮和少量骆驼。
我国历史上，中央王朝多次和游牧部落激烈冲突，唐太宗、明成祖、康熙帝和乾隆帝等中央王朝的皇帝多次御驾亲征，虽说不一定都是打胜仗，但总是安然班师而回。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中，唯一被少数民族生擒的中央王朝的皇帝是明英宗朱祁镇，祸起就是长城的马市。
被俘中的明英宗办了一件明白事，派密使传口谕，命郕王速即帝位，是为景帝，迅速稳定了明廷阵脚。也先挟持明英宗顺势攻打北京，被于谦击退，被迫退回漠北。明景泰元年六月，也先押明英宗至大同，威逼明廷重开马市，以缓解自身的经济危机。但明廷不为所动，七月下令不许大同边贸运粮，马市和粮市俱禁。这一下，也先再也支撑不住了，八月被迫放还了明英宗。
长城边贸似明代的广交会
隆庆四年（1570年），明廷重新设立马市相互交易，分为贡市、官市、私市三种。中央和蒙古部落重归和平。长城由此发挥边贸枢纽的作用，成交量巨大，边贸往来十分活跃。比如，大同新平堡，农历七月三日至十四日，官市贸易，黄台吉、摆腰和兀慎部马726匹，价4253两；私市贸易，马、骡、牛和羊共3000头，抚赏费561两。山西水泉营，农历八月四日至十九日，官市贸易，俺答、多罗土蛮和委儿慎部马2941匹，价26400两；私市贸易，马、骡、牛和羊共4000头，抚赏费500两。互市期间，蒙古部落派300名士兵驻于城外，明廷派500名士兵驻于市场之内，维持秩序，保证交易公平，惩戒违法乱市。
有明一代，东起辽东，西至肃州的长城沿线，边贸场所星罗棋布，蔚为大观。
长城不仅有事关重大的马市，还有普通的民间贸易，明万历《延绥镇志》记，城中分“南北米粮市与柴草市、盐硝市、杂市、木料市”等。行市分区，市场专业化程度很高，延绥镇沿边39座营堡，堡堡有市场。镇城以外，神木堡、靖边营、新安边营、孤山堡、清水营、安边营俱有“常市”。常市就是每天开放的市场，明中叶起，长城商贸迅速兴起。
康熙皇帝也修长城
清代不如明代那么热衷于大修长城，在人们印象里，康熙帝是不主张修建长城的，缘起于如下一条史料。1691年5月，古北口总兵蔡元所管辖的长城破败不堪，遂向朝廷上疏“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康熙见此，回复道：“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挡，可见守国之道，唯在修得民心，民心悦则邦本固，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这段记载明确可信，康熙帝说得也很大气。但是，据此认为康熙帝不修长城，则大错特错。
据《甘肃新通志》记载，康熙三十三年，甘肃总督提出：“应修一万二百八十四丈，四十一年，黄河犯涨，冲外边墙三百一十八丈，按年修筑。”建议修缮甘肃和宁夏境内的长城，得到了康熙帝的批准。可见，康熙为了维持基本的国防战备，也修过长城。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长城重要边镇，逐渐由军事关隘向经济中心、物流枢纽转型，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如张家口，据《丹噶尔厅志》记载：“查该处为商货运转总汇之区，北通内外蒙旗及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处，西通伊犁、新疆、宁夏，每年输出砖茶至数百万箱，输入皮货，亦复不少。”又如归化，自乾隆四十二年，成为华北地区向新疆地区的贸易中心，咸丰年间，归化已经成为国内重要的内贸城镇。
保护长城并非护“墙”
由上可见，明清以降，长城的商贸功能越来越兴旺，完成了由军事关隘向内贸中心城镇的历史性转变。所以，对长城的保护和利用，也应该突破旧有的藩篱，进行区域保护和利用的崭新探索。2006年，《长城保护条例》颁布，规定“本条例所称长城，包括长城的墙体、城堡、关隘、烽火台、敌楼等。”此处，护“墙”的色彩过于浓厚，和文化遗产理念并不完全吻合。这个规定有两点迫切需要补充：第一，作为遗产建筑群，长城关隘周边一定范围以内，以及地下部分，也应该列入长城范围之内，长城应该作为古城镇进行区域保护。第二，长城区域民族民俗的文化传承，和长城保护不可分割。
长城的文化传承，不应是重建碉堡、敌楼、城墙，而应该是基于中国传统的边塞文化、多民族交流融合，其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古代民族民俗的传承资源。
八达岭长城。清以来，北方主要长城，清代长城重要边镇，逐渐由军事关隘向经济中心、物流枢纽转型，成为对内贸易的重要中心。
中国浙江，江南沿海长城。
自1957年八达岭长城对外开放以来，长城便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随着历史研究和科技手段日新月异，新世纪的长城研究出现了质的飞跃。明清以降，长城不再是单一的军事工程，而是复合型的商贸经济中心，对长城的保护和利用，也应从实体保护，转型为区域系统保护。
长城是城镇（town），不是墙（Great Wall）
长城有个约定俗成的英文译名“the Great Wall”，数十年来，国内外习以为常。其实，它并不是非常严谨的译法。因为，长城是城（镇）（town），而非“墙（wall）”，不是个体的文物，更不是所谓的不可移动文物，而是完整的文化遗产系统。作为世界遗产，长城是典型的中国古代边塞城镇（建筑群），符合《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对“建筑群”的定义，即“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所谓的关隘、敌楼和烽火台等，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屯军地、生活地、物资供给地和边贸交流地，以及多民族的不同民俗传承一起，构成中国古代边塞交流和军事防御的文明系统。
根据旅游资源的类型，长城可分为5类景观建筑群：山地景观，依山而建，以太行山地区为代表；平原景观，以华北平原地区为代表；高原景观，恒山向西，越吕梁山，向西南蜿蜒于黄土高原之上；滨河、滨海景观，在黄河流域沿河构筑，还有浙江的临海市长城；沙漠景观，在玉门关向西，今天的楼兰城、库尔勒一带。每个类型的长城景观，都汇聚着迥然不同的地方文化和民族民俗习惯，是非常丰富的文化系统和社会文明聚居地。
长城不仅有5个类型，还是区域分布的，并非“一条线”式的线性展开。它以黄河流域为轴心，呈现出西部狭窄、东部辽阔的带状楔形区域分布，其东部南北最宽处从北纬33.5°到51.0°，纵跨17.5个纬度。其东西从东经86°到125°，横跨39个经度，经过北京、天津、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内蒙古、河南、山东和辽宁等大部，以及新疆、青海、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四川和浙江等局部，各地长城总长度50000公里以上。
湘西，苗疆长城
除了众所周知的明长城，还有长城分布在我国南方。比如，苗疆边墙，主要修建于明代万历年间，还有一部分修于明代天启年间，清代乾隆和嘉庆年间又加以大修和扩建，由碉堡、炮台、屯卡、哨台、关门和关厢等组成，长200公里，城墙一般高2.3米，底宽1.7米，顶宽1米，主要部分在凤凰县内，主要针对苗族分裂主义分子。
在浙江台州，还有一段临海长城，自三国时吴国开始修建，东晋、南朝时期的宋、齐、梁、陈各代都继续修建，宋、元、明、清维修。近年来，临海市政府修复了4000多米长城。临海长城较之内地长城多了一个功能——防洪。
长城也并非始于秦始皇动工兴建，《左传》载，“（公元前657年）楚国以方城为城”，这是修建长城最早的记载，比秦始皇早了443年。最早的长城遗址也不是秦长城，而是战国时期的齐国长城，于齐桓公元年（公元前685年）开始修建，齐灵公、齐威王和齐宣王陆续加长增修，西起长清县孝里镇广里村岭子头，沿泰山山脉、沂山山脉，经肥城、泰安、历城、章丘、莱芜、淄博和沂源等地，终点是青岛市区东于家河村海边，把黄河、泰山和黄海连成一线，总长度643.9公里，现存的齐长城遗址大约414公里。齐长城还有4条复线，距今2500多年，目的是抵御晋国和楚国的入侵。所以，长城的修建目的，并非汉民族抵御游牧民族侵略，在秦朝以前，长城为各诸侯国彼此攻守征战所用。
长城惹事，令大明皇帝被俘
中国历史上修长城最热烈的朝代，应该首推明朝，主要目的是为了朝廷安全和边疆稳定。长城是典型的古代边塞城镇，修长城也就是建立一个又一个兼具军事和行政职能的据点，比如大同镇，是明代九边重镇之一，据《三云筹俎考·大同总镇图说》记，大同镇先后修大边、二边516.3里；内五堡、外五堡、塞外五堡和云冈六堡等主要城堡72座，边城776个，火路墩833个。大同镇的治所，在今大同市，辖八卫、七所。
由于长城不是简单的城墙防御，而是复杂的城镇防御，所以，除了军事功能之外，长城还兼具边塞贸易功能。明永乐三年，明成祖饬令兵部：“择水草便处立市，俟马至，官给其直即遣归。”由此，主要的长城城镇又成为陆路边贸商镇，如大同镇的“得胜堡”就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边贸口岸“马市”，中央政府提供的是绢、布、粮食和生活日用品，比如靴、袜、毡帽等，另外还有银钞。蒙古部落提供的是马匹、鼠皮和少量骆驼。
我国历史上，中央王朝多次和游牧部落激烈冲突，唐太宗、明成祖、康熙帝和乾隆帝等中央王朝的皇帝多次御驾亲征，虽说不一定都是打胜仗，但总是安然班师而回。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中，唯一被少数民族生擒的中央王朝的皇帝是明英宗朱祁镇，祸起就是长城的马市。
被俘中的明英宗办了一件明白事，派密使传口谕，命郕王速即帝位，是为景帝，迅速稳定了明廷阵脚。也先挟持明英宗顺势攻打北京，被于谦击退，被迫退回漠北。明景泰元年六月，也先押明英宗至大同，威逼明廷重开马市，以缓解自身的经济危机。但明廷不为所动，七月下令不许大同边贸运粮，马市和粮市俱禁。这一下，也先再也支撑不住了，八月被迫放还了明英宗。
长城边贸似明代的广交会
隆庆四年（1570年），明廷重新设立马市相互交易，分为贡市、官市、私市三种。中央和蒙古部落重归和平。长城由此发挥边贸枢纽的作用，成交量巨大，边贸往来十分活跃。比如，大同新平堡，农历七月三日至十四日，官市贸易，黄台吉、摆腰和兀慎部马726匹，价4253两；私市贸易，马、骡、牛和羊共3000头，抚赏费561两。山西水泉营，农历八月四日至十九日，官市贸易，俺答、多罗土蛮和委儿慎部马2941匹，价26400两；私市贸易，马、骡、牛和羊共4000头，抚赏费500两。互市期间，蒙古部落派300名士兵驻于城外，明廷派500名士兵驻于市场之内，维持秩序，保证交易公平，惩戒违法乱市。
有明一代，东起辽东，西至肃州的长城沿线，边贸场所星罗棋布，蔚为大观。
长城不仅有事关重大的马市，还有普通的民间贸易，明万历《延绥镇志》记，城中分“南北米粮市与柴草市、盐硝市、杂市、木料市”等。行市分区，市场专业化程度很高，延绥镇沿边39座营堡，堡堡有市场。镇城以外，神木堡、靖边营、新安边营、孤山堡、清水营、安边营俱有“常市”。常市就是每天开放的市场，明中叶起，长城商贸迅速兴起。
康熙皇帝也修长城
清代不如明代那么热衷于大修长城，在人们印象里，康熙帝是不主张修建长城的，缘起于如下一条史料。1691年5月，古北口总兵蔡元所管辖的长城破败不堪，遂向朝廷上疏“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康熙见此，回复道：“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挡，可见守国之道，唯在修得民心，民心悦则邦本固，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这段记载明确可信，康熙帝说得也很大气。但是，据此认为康熙帝不修长城，则大错特错。
据《甘肃新通志》记载，康熙三十三年，甘肃总督提出：“应修一万二百八十四丈，四十一年，黄河犯涨，冲外边墙三百一十八丈，按年修筑。”建议修缮甘肃和宁夏境内的长城，得到了康熙帝的批准。可见，康熙为了维持基本的国防战备，也修过长城。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长城重要边镇，逐渐由军事关隘向经济中心、物流枢纽转型，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如张家口，据《丹噶尔厅志》记载：“查该处为商货运转总汇之区，北通内外蒙旗及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处，西通伊犁、新疆、宁夏，每年输出砖茶至数百万箱，输入皮货，亦复不少。”又如归化，自乾隆四十二年，成为华北地区向新疆地区的贸易中心，咸丰年间，归化已经成为国内重要的内贸城镇。
保护长城并非护“墙”
由上可见，明清以降，长城的商贸功能越来越兴旺，完成了由军事关隘向内贸中心城镇的历史性转变。所以，对长城的保护和利用，也应该突破旧有的藩篱，进行区域保护和利用的崭新探索。2006年，《长城保护条例》颁布，规定“本条例所称长城，包括长城的墙体、城堡、关隘、烽火台、敌楼等。”此处，护“墙”的色彩过于浓厚，和文化遗产理念并不完全吻合。这个规定有两点迫切需要补充：第一，作为遗产建筑群，长城关隘周边一定范围以内，以及地下部分，也应该列入长城范围之内，长城应该作为古城镇进行区域保护。第二，长城区域民族民俗的文化传承，和长城保护不可分割。
长城的文化传承，不应是重建碉堡、敌楼、城墙，而应该是基于中国传统的边塞文化、多民族交流融合，其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古代民族民俗的传承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