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钰：以 “文化三自”精神 推进“文化遗产改革”
日期：2011-01-14 访问量：5411 文章来源：Admin
简要内容：荔波模式，以“穷负债+资本运作”方式，申请世界遗产和发展旅游产业，发展质量不佳，负债风险日趋增大。澳门模式，以区域保护和区域开发为原则，注重遗产和社区的利益平衡，不搞大规模拆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有效带动服务业提升和区域经济。
去年8月起，《红旗文稿》杂志刊发云杉先生的文章《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文中鲜明地提出“走科学发展之路，就要转变发展方式、提高文化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部署，是总结历史和现实正反两方面经验作出的战略抉择，是抢占发展制高点、争创发展新优势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
本文从文化产业、文化旅游和文化遗产的角度，对如何提高文化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如何加快经济方式的转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全文6000字，分四个部分：文化遗产开发的四大模式、澳门七条：和谐保护、文化产业和文化旅游的包容性增长、七点新思维，四方面改革。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既是文化保护的问题，也是区域文化产业和文化旅游的命题，更是“十一五”时期，多数地方区域发展的微观典型，交错着文化保护和利用的博弈冲突，折射着经济增长方式的尴尬困境，深藏着社会民生的彷徨忧患，文化遗产面积不大，经济总量有限，却是蕴含巨大影响力的区域品牌，由此成为地方经济发展和政府治理水平的缩影。云杉先生开宗明义地写道“走科学发展之路，就要转变发展方式、提高文化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部署，是总结历史和现实正反两方面经验作出的战略抉择，是抢占发展制高点、争创发展新优势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文化遗产所寄托的是文化产业和文化旅游，总结五年来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经验教训，笔者认为，内地遗产开发模式纷纷告急，制度性沉疴弊端积重难返，媒体批评和民生怨愤逐步增大，对社会服务业和区域经济的拉动作用，亟待进一步加强，痛定思痛，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面临着改革转型的巨大压力，必须转变发展方式，提高文化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文化遗产开发的四大模式
目前，国内文化遗产开发模式有四：第一，博物馆商业化模式，以博物馆为营运的核心，严重破坏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区域性、系统性。比如，各大长城景区走进了一个怪圈，即“露天博物馆”模式，长城被狭隘地“保护”为一堵墙，竖立在山峦之上，海内外游客云集到此，爬爬长城，扭头就走。所谓“爬长城”，实际上是错误的爬墙，无论是尼克松、里根还是奥巴马，访华的美国总统们对长城的亲身感受，就是在一段长城的城墙上溜达。
绝大多数旅行社都把长城的游览时间，卡在90分钟～120分钟，缺乏必要的休闲、娱乐、购物的时间。所以，现有的长城景区普遍地严重依赖门票收入，产业链延展匮乏，服务业发展水平很低。一方面，每年游客接待量极其庞大；另一方面，旅游发展却浑浑噩噩地长期徘徊在低层次、低品质、低水平，和“世界文化遗产”的身份定位非常不匹配。
以2004年为例，全年北京长城共接待游客约1000万人次，各长城景区的长城门票收入大约1.8亿，但景区内的餐饮住宿等消费统计，则乏善可陈。由于各个景区面积狭小，游客接待量又不可能无限增加，所以，现有的“露天博物馆模式”已经穷途末路，严重影响了各大长城景区的可持续发展。
实际上，烽火台、敌楼、墩台等均是景区的景观物，毛泽东诗云：“不到长城非好汉”，一个“到”字非常精准，讲的就是到达长城的城镇，通过观光、住宿、娱乐、购物等方式，切身体验古代边塞生活和民族民俗传统。
长城景区应该定位于区域开发，而舍弃“关”开发，以“古镇复原+遗产公园+商业运营”为开发模式，涵盖长城边塞城镇、周边古村落和多民族民俗等等主题旅游产品，除了观光游览和文化教育功能之外，将开发重心转移到古城镇体验上来。
第二，丽江模式，新旧古城规划失衡，过度依赖游客接待人次和门票收入，旅游品级连年下降。2005年8月，《丽江城市总体规划修编2004—2020》公布，没有很好地解决过渡带的建设，新旧城区仅仅一路之隔，且风貌差异较大，以至于游客一不留神就会走出梦幻般的古城，看到现代的新城。
其次，对“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规定尚不完整，比如在丽江市祥和片区规划中，对14米以下的建筑，强调了“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风格”。但是对14米～24米的建筑，则没有作此强调。而现实中，恰恰是这些高层建筑破坏了整体风貌，制造出的“视觉污染”也最严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调查，丽江的国外游客，45%目的是文化旅游；32%是单纯观光，大多数游客认为“视觉污染是非常严重的”。
以丽江旅游为例，在2007—2009年，丽江接待国内外游客总人次年均递增11.39%，使得丽江旅游的营业收入，从2007年约1.54亿元增长为2009年约1.83亿元，可公司净利润却由2007年约4667万元，降到2009年约3827万元，下降了42.69%。
2009年，丽江旅游的云杉坪索道恢复营运，接待人数大幅增长，可同年净利润非但没增长，依然下降了16.68%。该公司认为，主要原因之一是“云杉坪索道票价较低，导致公司收入增长幅度低于接待人数增长幅度”。可是，2008年云南省发改委批准云杉坪索道的客运票价，改造后由每人次20元调整为每人次上行30元、下行25元，涨价增幅37.5%，可运营商依然抱怨“票价较低”！
今年1—6月，丽江旅游营业收入约8374万元，同比增长16.94%，可净利润仅为约646万元，同比暴跌70.91%。一个主要原因是玉龙雪山索道技改停运。主营业务单一，产品研发能力之差，可见一斑！
第三，荔波模式，以“穷负债+资本运作”方式，申请世界遗产和发展旅游产业，发展质量不佳，负债风险日趋增大。
2009年，荔波旅游开始呈现出“一喜一忧”的两重天。“一喜”是，荔波年游客接待量264万人次，综合旅游收入6.03亿元，世界遗产的品牌影响力得以充分体现。“一忧”是，荔波2009年人均旅游收入仅为228.4元，但同为世界遗产，2009年，平遥年接待游客113万人次，仅为荔波的42.8%，而其旅游综合收入8.1亿，为荔波的134%；平遥人均旅游收入716.81元，为荔波的3.13倍。荔波人均旅游消费能力低迷，人气没能转化为财气。
虽然，荔波世遗品牌强，发展快，规模大，但人均旅游收入和世界遗产地极为不匹配，旅游产业对地区服务业的提振作用不明显，从而难以保证区域经济的可持续高速增长。
“穷举债申遗”只是一个项目运作，而“穷举债”旅游则是区域发展，两者完全不同。世遗几年间，荔波“快”字当头，但“快”而不“好”。此时，如果继续沿用“适度负债”模式，甚至不惜以财政担保为手段，那么，负债风险之大，不言自明。
第四，澳门模式，以区域保护和区域开发为原则，注重遗产和社区的利益平衡，不搞大规模拆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有效带动服务业提升和区域经济。
具体而言，2004年，澳门深化进行旧区重建和整治，有四个要素：整合重建发展、楼宇复修、更新小区、文物保护；其中没有大规模拆迁。有四个原则：改善市民生活质量、兼顾个人和整体利益、公平合理、重视成本。在《2005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里，澳门政府郑重承诺“尽可能让一座澳门古城重现世人眼前，使澳门独一无二的吸引力，得到永久的保存”。
澳门市政厅广场，是古城区改造的个案，其改造后成为步行广场，新建众多欧洲古典主义风格的喷泉、商铺、座椅等等，铺装欧洲波浪形鹅卵石地面，集艺术审美、文化传统和生活休闲为一体，成为澳门的一张城市名片。
澳门七条：和谐保护
笔者在澳门调研期间，将其古城区改造经验，总结为“澳门七条”。1.全面进行功能置换。将标志性的广场变为步行区，修整机动车交通路线，塑造适宜停留和观光的场所。2.整合场景元素，使得人造景观和文化空间自然整合。3.大力培育节庆活动。4.不搞大规模拆迁和面子工程，严格管理控制改造成本。5.重视商业活力的孕育和维护。培育多层次的消费结构，并未拒绝低端产品和低层次消费。6.优先重视改造和居民的和谐。在旧城区改造中，政府积极推动公共机构、私人企业和居民共同合作及参与，设立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旧区重整咨询委员会”。7.旅游发展不满足于游客人次的增加，而转为游客消费水平的提升，关注游客消费的统计。将文化旅游发展，真正服务于区域经济转型。
“澳门七条”的本质是“和谐保护”，并确保了申遗成功，这深刻揭示了一个看似浅显的事实，世界遗产的考核评审，从未要求“过度保护”，即以牺牲遗产地的社区和居民利益，来换取遗产保护的“视觉效果”。在国际上，世界遗产地罕有大规模拆迁和动迁。
令人深思的是，前三种模式为各地遗产开发所大力仿效，如长城景区仿效兵马俑，部分贫困县仿效荔波，大举“穷负债”申遗等，但经过近十年来的实践检验，均证明前三种开发模式已然穷途末路，如遗产保护投入过大，超出正常的承受范围；产业增长后继乏力；经济结构严重扭曲；民生促进低效；地方财政负担沉重，收支不平。唯独澳门模式，近五年来，鲜有问津，个中原因，耐人寻味。
内地遗产开发的危机，源于三大根深蒂固的制度性瓶颈，其一，部委统辖管理的多头，和市场彼此割裂，权责分置，特别是在产业分工中，职能部委和旅游局的关系，缺乏一个有效和强力的协调机构，造成了“多头管理，低效运营”“谁都管，谁都不管”的尴尬局面。
其二，“畸形”的遗产保护观，众多遗产保护和历史旧城区改造中，最隐蔽，也是最鲜明的一个原则是“积极疏散旧城的居住人口”，即大规模拆迁，常常直接激化了民生矛盾，诱发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招致媒体广泛的批评。实际上，“澳门模式”已经证明，世界遗产的保护标准并未要求旧城居民疏散迁移，旧城民居除了影响文化遗产的视觉效果之外，并未违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规定。过度和畸形的遗产保护观，造成了以“文化保护”为名，以“民生损害”为实的开发路径。
其三，学术体制更新滞后，误导行政决策。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是涉及历史学、考古学、中文、区域经济学、旅游学等跨学科、跨领域的新兴学术方向，只有加以系统整合和协调，才能真正有利于行政决策。由于缺乏多学科和多领域的系统支持，过度依赖单一学科的片面意见，导致了地方政府主导的众多项目运营失败。政府支持的遗产科研项目，由于忽视跨学科和跨领域的特点，因而大多收效甚低。
文化产业和文化旅游的包容性增长
十二五时期，经济需要实现包容性增长，那么，文化旅游和文化产业该如何体现自身的价值呢？还是以澳门为例，根据笔者的实地调研，申遗成功后，澳门旅游呈现双位数的高增长。2006年1—9月，入境游客为1589.58万人次，同比增长15.4%，游客人均消费第一季度1562澳门元（同比增长5%），第二季度1468澳门元（同比增长10%），2006年上半年游客消费总额（不包括博彩消费）为157.93亿澳门元，同比增长25.4 %。
澳门通过发展文化旅游，来促进区域经济的“适度多元”，以优质的世界文化遗产游作为主打的旅游产品，发展包括观光文化旅游、会展旅游、度假休闲旅游和购物旅游等在内的多元旅游产业，以此来改变过于依赖博彩业的单一经济结构。
澳门旅游过去是“博彩旅游业”，2005年后，在保持博彩业发展的同时，依托于世界遗产品牌，发展多元的旅游产品，构建起澳门“文化旅游”的形象，会展业逐渐成为区域经济的主导新产业。
2008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对澳门的定位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2009年，澳门新增定位“亚洲首选的会议目的地”；今年1—6月，澳门的游客消费总额（不包括博彩消费）为155.1亿澳门元，同比上升33.6%。基于世界遗产，澳门实现了旅游业的有序转型。
目前，澳门博彩业稳健增长，文化旅游业极其畅旺，不断扩大了对住宅、商业房屋的需求，推动了房地产业发展。加之横琴开发、轻轨上马，以及港珠澳大桥兴建等，澳门房地产市场及价格受惠良多，增长强劲。这生动地表明，文化产业和文化旅游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我们也是完全可以在坚持文化健康发展的前提下，做到经济的又快又好发展。
七点新思维，四方面改革
澳门文化旅游之低成本、民生和谐，注重包容性增长，有效服务区域经济，理应为“十二五”内地遗产改革和旅游业转型所大力借鉴。
基于澳门模式和内地具体实际，笔者总结了7点“新思维”，1.进行有效和深度的功能置换，反对新建和扩建；2，挖掘和整合场景元素，反对破坏文化空间的孤立建筑；3，严格控制遗产保护成本，剔除大规模拆迁动迁，有效降低政府的“政策投入”；4，优先重视商业活力的维护；5，积极推动公共机构、私人企业和居民共同合作参与；6坚持“保护最优化，利用利润最大化”原则，强调优化保护，正视文化遗产毁灭的不可逆转性，做到有效“存续”，反对不切实际的“永续保存”。提高文化遗产经营的层次，提高旅游企业的治理水平，加快股份制改革进程，积极推动遗产运营企业上市融资，加强市场评估；7，有效服务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现阶段，我国的文化遗产呈现极其复杂和矛盾的局面，即遗产保护的畸形和匮乏并存，遗产开发的过度和不足共生。亟需加快启动四方面改革，第一，启动针对地方政府的科学激励制度改革，比如，运用“财政转移支付”和“项目支持”形式,建立统一的文化遗产补偿措施，提高文化遗产所在地的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在不影响宏观经济运行和中央财政收入的前提下，允许世界遗产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实际需要，开征对全国经济影响不大、流动性弱、具有信息优势并能和自身职能形成良性循环的税种，如遗产保护“费改税”，世界遗产保护费，改为开征世界遗产保护税；在世界遗产景区，试点以“遗产开发”养“遗产旅游”的抵押税制；营业税的减免范围，应扩大到国内世界级文化遗产的大门票。
第二，改革政府职能的设置，设立“文化产业和旅游服务功能区”（Tourism Regional），简称“文旅功能区”。针对遗产所在地和文化旅游城市，鼓励各级地方政府设置协调多部门利益，统一权责的“旅游发展改革委员会”，简称“旅委”。
第三，尽快深化文化产业的股份制改革。今年3月19日，中宣部等9部门发布《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要求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大文化企业的直接融资规模，探索开展文化产业项目的资产证券化试点。7月23日，国务院下发《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意见重点工作分工方案的通知》，积极鼓励符合条件的旅游企业在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上市融资。这是世界遗产所在地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适宜加快景区运营股份制改革。2006年，主要文化遗产类上市公司总市值为153.51亿元，平均每家市值19.19亿元，平均增幅62.65%，75%的公司进入了所在省域上市公司规模排名前20强。文化遗产类上市公司品牌知名度高，具备明显的独特性和垄断性优势，市场相融性小。近14年来，文化遗产类公司经营长期稳定，净资产收益率稳步提升，经营业绩较好，具有较强的获利能力。但是，经营权并不等于“专营权”，遗产景区的专营权承包转让，以及遗产类上市公司的私有化，需要格外谨慎对待。
第四，改革遗产保护的行政化弊端，基于文化遗产的系统性，笔者建议设立“文化遗产折损量”指标的交易，全国各地文化遗产基于不同等级，都具有每年的文物折损率，通过计算分别得出相应的折损量数值，交易双方利用市场机制及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性，在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下，通过交易实现低成本促进文化保护。
云杉先生写道：“把握文化发展的根本依靠力量。文化发展，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时要充分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人民大众的广泛参与、文化工作者的热情创造，是文化兴盛的可靠保证。”过去，遗产管理机构和运营企业过分漠视媒体批评，过分疏离百姓民生诉求，过分依靠公关广告等宣传工具。今后，面对媒体批评和百姓争议，理应彻底进行自身反思，增强社会美誉度建设，积极善待媒体监督。我们的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归根到底是要造福当地百姓，损害当地百姓利益，实质上是在破坏自己的旅游软环境，赢得当地百姓的好口碑，这比任何公关营销更有效。（裴钰）
去年8月起，《红旗文稿》杂志刊发云杉先生的文章《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文中鲜明地提出“走科学发展之路，就要转变发展方式、提高文化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部署，是总结历史和现实正反两方面经验作出的战略抉择，是抢占发展制高点、争创发展新优势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
本文从文化产业、文化旅游和文化遗产的角度，对如何提高文化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如何加快经济方式的转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全文6000字，分四个部分：文化遗产开发的四大模式、澳门七条：和谐保护、文化产业和文化旅游的包容性增长、七点新思维，四方面改革。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既是文化保护的问题，也是区域文化产业和文化旅游的命题，更是“十一五”时期，多数地方区域发展的微观典型，交错着文化保护和利用的博弈冲突，折射着经济增长方式的尴尬困境，深藏着社会民生的彷徨忧患，文化遗产面积不大，经济总量有限，却是蕴含巨大影响力的区域品牌，由此成为地方经济发展和政府治理水平的缩影。云杉先生开宗明义地写道“走科学发展之路，就要转变发展方式、提高文化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部署，是总结历史和现实正反两方面经验作出的战略抉择，是抢占发展制高点、争创发展新优势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文化遗产所寄托的是文化产业和文化旅游，总结五年来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经验教训，笔者认为，内地遗产开发模式纷纷告急，制度性沉疴弊端积重难返，媒体批评和民生怨愤逐步增大，对社会服务业和区域经济的拉动作用，亟待进一步加强，痛定思痛，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面临着改革转型的巨大压力，必须转变发展方式，提高文化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文化遗产开发的四大模式
目前，国内文化遗产开发模式有四：第一，博物馆商业化模式，以博物馆为营运的核心，严重破坏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区域性、系统性。比如，各大长城景区走进了一个怪圈，即“露天博物馆”模式，长城被狭隘地“保护”为一堵墙，竖立在山峦之上，海内外游客云集到此，爬爬长城，扭头就走。所谓“爬长城”，实际上是错误的爬墙，无论是尼克松、里根还是奥巴马，访华的美国总统们对长城的亲身感受，就是在一段长城的城墙上溜达。
绝大多数旅行社都把长城的游览时间，卡在90分钟～120分钟，缺乏必要的休闲、娱乐、购物的时间。所以，现有的长城景区普遍地严重依赖门票收入，产业链延展匮乏，服务业发展水平很低。一方面，每年游客接待量极其庞大；另一方面，旅游发展却浑浑噩噩地长期徘徊在低层次、低品质、低水平，和“世界文化遗产”的身份定位非常不匹配。
以2004年为例，全年北京长城共接待游客约1000万人次，各长城景区的长城门票收入大约1.8亿，但景区内的餐饮住宿等消费统计，则乏善可陈。由于各个景区面积狭小，游客接待量又不可能无限增加，所以，现有的“露天博物馆模式”已经穷途末路，严重影响了各大长城景区的可持续发展。
实际上，烽火台、敌楼、墩台等均是景区的景观物，毛泽东诗云：“不到长城非好汉”，一个“到”字非常精准，讲的就是到达长城的城镇，通过观光、住宿、娱乐、购物等方式，切身体验古代边塞生活和民族民俗传统。
长城景区应该定位于区域开发，而舍弃“关”开发，以“古镇复原+遗产公园+商业运营”为开发模式，涵盖长城边塞城镇、周边古村落和多民族民俗等等主题旅游产品，除了观光游览和文化教育功能之外，将开发重心转移到古城镇体验上来。
第二，丽江模式，新旧古城规划失衡，过度依赖游客接待人次和门票收入，旅游品级连年下降。2005年8月，《丽江城市总体规划修编2004—2020》公布，没有很好地解决过渡带的建设，新旧城区仅仅一路之隔，且风貌差异较大，以至于游客一不留神就会走出梦幻般的古城，看到现代的新城。
其次，对“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规定尚不完整，比如在丽江市祥和片区规划中，对14米以下的建筑，强调了“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风格”。但是对14米～24米的建筑，则没有作此强调。而现实中，恰恰是这些高层建筑破坏了整体风貌，制造出的“视觉污染”也最严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调查，丽江的国外游客，45%目的是文化旅游；32%是单纯观光，大多数游客认为“视觉污染是非常严重的”。
以丽江旅游为例，在2007—2009年，丽江接待国内外游客总人次年均递增11.39%，使得丽江旅游的营业收入，从2007年约1.54亿元增长为2009年约1.83亿元，可公司净利润却由2007年约4667万元，降到2009年约3827万元，下降了42.69%。
2009年，丽江旅游的云杉坪索道恢复营运，接待人数大幅增长，可同年净利润非但没增长，依然下降了16.68%。该公司认为，主要原因之一是“云杉坪索道票价较低，导致公司收入增长幅度低于接待人数增长幅度”。可是，2008年云南省发改委批准云杉坪索道的客运票价，改造后由每人次20元调整为每人次上行30元、下行25元，涨价增幅37.5%，可运营商依然抱怨“票价较低”！
今年1—6月，丽江旅游营业收入约8374万元，同比增长16.94%，可净利润仅为约646万元，同比暴跌70.91%。一个主要原因是玉龙雪山索道技改停运。主营业务单一，产品研发能力之差，可见一斑！
第三，荔波模式，以“穷负债+资本运作”方式，申请世界遗产和发展旅游产业，发展质量不佳，负债风险日趋增大。
2009年，荔波旅游开始呈现出“一喜一忧”的两重天。“一喜”是，荔波年游客接待量264万人次，综合旅游收入6.03亿元，世界遗产的品牌影响力得以充分体现。“一忧”是，荔波2009年人均旅游收入仅为228.4元，但同为世界遗产，2009年，平遥年接待游客113万人次，仅为荔波的42.8%，而其旅游综合收入8.1亿，为荔波的134%；平遥人均旅游收入716.81元，为荔波的3.13倍。荔波人均旅游消费能力低迷，人气没能转化为财气。
虽然，荔波世遗品牌强，发展快，规模大，但人均旅游收入和世界遗产地极为不匹配，旅游产业对地区服务业的提振作用不明显，从而难以保证区域经济的可持续高速增长。
“穷举债申遗”只是一个项目运作，而“穷举债”旅游则是区域发展，两者完全不同。世遗几年间，荔波“快”字当头，但“快”而不“好”。此时，如果继续沿用“适度负债”模式，甚至不惜以财政担保为手段，那么，负债风险之大，不言自明。
第四，澳门模式，以区域保护和区域开发为原则，注重遗产和社区的利益平衡，不搞大规模拆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有效带动服务业提升和区域经济。
具体而言，2004年，澳门深化进行旧区重建和整治，有四个要素：整合重建发展、楼宇复修、更新小区、文物保护；其中没有大规模拆迁。有四个原则：改善市民生活质量、兼顾个人和整体利益、公平合理、重视成本。在《2005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里，澳门政府郑重承诺“尽可能让一座澳门古城重现世人眼前，使澳门独一无二的吸引力，得到永久的保存”。
澳门市政厅广场，是古城区改造的个案，其改造后成为步行广场，新建众多欧洲古典主义风格的喷泉、商铺、座椅等等，铺装欧洲波浪形鹅卵石地面，集艺术审美、文化传统和生活休闲为一体，成为澳门的一张城市名片。
澳门七条：和谐保护
笔者在澳门调研期间，将其古城区改造经验，总结为“澳门七条”。1.全面进行功能置换。将标志性的广场变为步行区，修整机动车交通路线，塑造适宜停留和观光的场所。2.整合场景元素，使得人造景观和文化空间自然整合。3.大力培育节庆活动。4.不搞大规模拆迁和面子工程，严格管理控制改造成本。5.重视商业活力的孕育和维护。培育多层次的消费结构，并未拒绝低端产品和低层次消费。6.优先重视改造和居民的和谐。在旧城区改造中，政府积极推动公共机构、私人企业和居民共同合作及参与，设立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旧区重整咨询委员会”。7.旅游发展不满足于游客人次的增加，而转为游客消费水平的提升，关注游客消费的统计。将文化旅游发展，真正服务于区域经济转型。
“澳门七条”的本质是“和谐保护”，并确保了申遗成功，这深刻揭示了一个看似浅显的事实，世界遗产的考核评审，从未要求“过度保护”，即以牺牲遗产地的社区和居民利益，来换取遗产保护的“视觉效果”。在国际上，世界遗产地罕有大规模拆迁和动迁。
令人深思的是，前三种模式为各地遗产开发所大力仿效，如长城景区仿效兵马俑，部分贫困县仿效荔波，大举“穷负债”申遗等，但经过近十年来的实践检验，均证明前三种开发模式已然穷途末路，如遗产保护投入过大，超出正常的承受范围；产业增长后继乏力；经济结构严重扭曲；民生促进低效；地方财政负担沉重，收支不平。唯独澳门模式，近五年来，鲜有问津，个中原因，耐人寻味。
内地遗产开发的危机，源于三大根深蒂固的制度性瓶颈，其一，部委统辖管理的多头，和市场彼此割裂，权责分置，特别是在产业分工中，职能部委和旅游局的关系，缺乏一个有效和强力的协调机构，造成了“多头管理，低效运营”“谁都管，谁都不管”的尴尬局面。
其二，“畸形”的遗产保护观，众多遗产保护和历史旧城区改造中，最隐蔽，也是最鲜明的一个原则是“积极疏散旧城的居住人口”，即大规模拆迁，常常直接激化了民生矛盾，诱发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招致媒体广泛的批评。实际上，“澳门模式”已经证明，世界遗产的保护标准并未要求旧城居民疏散迁移，旧城民居除了影响文化遗产的视觉效果之外，并未违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规定。过度和畸形的遗产保护观，造成了以“文化保护”为名，以“民生损害”为实的开发路径。
其三，学术体制更新滞后，误导行政决策。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是涉及历史学、考古学、中文、区域经济学、旅游学等跨学科、跨领域的新兴学术方向，只有加以系统整合和协调，才能真正有利于行政决策。由于缺乏多学科和多领域的系统支持，过度依赖单一学科的片面意见，导致了地方政府主导的众多项目运营失败。政府支持的遗产科研项目，由于忽视跨学科和跨领域的特点，因而大多收效甚低。
文化产业和文化旅游的包容性增长
十二五时期，经济需要实现包容性增长，那么，文化旅游和文化产业该如何体现自身的价值呢？还是以澳门为例，根据笔者的实地调研，申遗成功后，澳门旅游呈现双位数的高增长。2006年1—9月，入境游客为1589.58万人次，同比增长15.4%，游客人均消费第一季度1562澳门元（同比增长5%），第二季度1468澳门元（同比增长10%），2006年上半年游客消费总额（不包括博彩消费）为157.93亿澳门元，同比增长25.4 %。
澳门通过发展文化旅游，来促进区域经济的“适度多元”，以优质的世界文化遗产游作为主打的旅游产品，发展包括观光文化旅游、会展旅游、度假休闲旅游和购物旅游等在内的多元旅游产业，以此来改变过于依赖博彩业的单一经济结构。
澳门旅游过去是“博彩旅游业”，2005年后，在保持博彩业发展的同时，依托于世界遗产品牌，发展多元的旅游产品，构建起澳门“文化旅游”的形象，会展业逐渐成为区域经济的主导新产业。
2008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对澳门的定位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2009年，澳门新增定位“亚洲首选的会议目的地”；今年1—6月，澳门的游客消费总额（不包括博彩消费）为155.1亿澳门元，同比上升33.6%。基于世界遗产，澳门实现了旅游业的有序转型。
目前，澳门博彩业稳健增长，文化旅游业极其畅旺，不断扩大了对住宅、商业房屋的需求，推动了房地产业发展。加之横琴开发、轻轨上马，以及港珠澳大桥兴建等，澳门房地产市场及价格受惠良多，增长强劲。这生动地表明，文化产业和文化旅游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我们也是完全可以在坚持文化健康发展的前提下，做到经济的又快又好发展。
七点新思维，四方面改革
澳门文化旅游之低成本、民生和谐，注重包容性增长，有效服务区域经济，理应为“十二五”内地遗产改革和旅游业转型所大力借鉴。
基于澳门模式和内地具体实际，笔者总结了7点“新思维”，1.进行有效和深度的功能置换，反对新建和扩建；2，挖掘和整合场景元素，反对破坏文化空间的孤立建筑；3，严格控制遗产保护成本，剔除大规模拆迁动迁，有效降低政府的“政策投入”；4，优先重视商业活力的维护；5，积极推动公共机构、私人企业和居民共同合作参与；6坚持“保护最优化，利用利润最大化”原则，强调优化保护，正视文化遗产毁灭的不可逆转性，做到有效“存续”，反对不切实际的“永续保存”。提高文化遗产经营的层次，提高旅游企业的治理水平，加快股份制改革进程，积极推动遗产运营企业上市融资，加强市场评估；7，有效服务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现阶段，我国的文化遗产呈现极其复杂和矛盾的局面，即遗产保护的畸形和匮乏并存，遗产开发的过度和不足共生。亟需加快启动四方面改革，第一，启动针对地方政府的科学激励制度改革，比如，运用“财政转移支付”和“项目支持”形式,建立统一的文化遗产补偿措施，提高文化遗产所在地的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在不影响宏观经济运行和中央财政收入的前提下，允许世界遗产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实际需要，开征对全国经济影响不大、流动性弱、具有信息优势并能和自身职能形成良性循环的税种，如遗产保护“费改税”，世界遗产保护费，改为开征世界遗产保护税；在世界遗产景区，试点以“遗产开发”养“遗产旅游”的抵押税制；营业税的减免范围，应扩大到国内世界级文化遗产的大门票。
第二，改革政府职能的设置，设立“文化产业和旅游服务功能区”（Tourism Regional），简称“文旅功能区”。针对遗产所在地和文化旅游城市，鼓励各级地方政府设置协调多部门利益，统一权责的“旅游发展改革委员会”，简称“旅委”。
第三，尽快深化文化产业的股份制改革。今年3月19日，中宣部等9部门发布《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要求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大文化企业的直接融资规模，探索开展文化产业项目的资产证券化试点。7月23日，国务院下发《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意见重点工作分工方案的通知》，积极鼓励符合条件的旅游企业在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上市融资。这是世界遗产所在地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适宜加快景区运营股份制改革。2006年，主要文化遗产类上市公司总市值为153.51亿元，平均每家市值19.19亿元，平均增幅62.65%，75%的公司进入了所在省域上市公司规模排名前20强。文化遗产类上市公司品牌知名度高，具备明显的独特性和垄断性优势，市场相融性小。近14年来，文化遗产类公司经营长期稳定，净资产收益率稳步提升，经营业绩较好，具有较强的获利能力。但是，经营权并不等于“专营权”，遗产景区的专营权承包转让，以及遗产类上市公司的私有化，需要格外谨慎对待。
第四，改革遗产保护的行政化弊端，基于文化遗产的系统性，笔者建议设立“文化遗产折损量”指标的交易，全国各地文化遗产基于不同等级，都具有每年的文物折损率，通过计算分别得出相应的折损量数值，交易双方利用市场机制及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性，在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下，通过交易实现低成本促进文化保护。
云杉先生写道：“把握文化发展的根本依靠力量。文化发展，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时要充分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人民大众的广泛参与、文化工作者的热情创造，是文化兴盛的可靠保证。”过去，遗产管理机构和运营企业过分漠视媒体批评，过分疏离百姓民生诉求，过分依靠公关广告等宣传工具。今后，面对媒体批评和百姓争议，理应彻底进行自身反思，增强社会美誉度建设，积极善待媒体监督。我们的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归根到底是要造福当地百姓，损害当地百姓利益，实质上是在破坏自己的旅游软环境，赢得当地百姓的好口碑，这比任何公关营销更有效。（裴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