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入滇与第一次不同，真正深入到了云南少数民族腹地——位于红河州元阳县的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遗产地。从东部沿海繁华的都会，万里飞渡，航线几乎平行于胡焕庸人口线，来到了祖国的西南边陲。无论是空间上还是时间上，或是视觉上和呼吸上，都非常具有跨越感。从昆明一路向西南挺进，路经红河州府蒙自市，一路还算通畅。从蒙自再下元阳县，真感觉到“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在挺进哈尼梯田遗产地的路上，时而潜向谷底，时而腾驾云间，高高低低，起起伏伏。时而雾锁津梁，时而空山新雨，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我们要去的是一个多么神秘而未知的世界，被这深沉葱茏的群山层层包裹着，还要经历一路风雨。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词人的道路本已艰难，尚如此潇洒从容，望我们文化遗产保护同仁们一路上共勉吧！

       当我们第一次在坝达的观景台驻足观赏梯田景观的时候，确实被震撼了，眼前实景据说不是最好的，因为季节的原因，颜色过于单一，没有层次感，但只凭这气势就足以使我的气息震颤。如此广阔而又深沉的山谷之中，梯田拾级而上，如同翡翠般绿色的毯子层层相叠。天光云影就在谷上徘徊，因而赋予了灵动变幻的视觉感受。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吗，不，这是哈尼族乡亲们千百年来创造的文化景观。这是哈尼人集体的艺术创作吗，不，这是人类最原始的生存本能。

       如果哈尼梯田给你的只是视觉享受，那你对哈尼老乡的创造真是很大的忽视和曲解。当这里还是洪荒之地的时候，哈尼先民披荆斩棘，刀耕火种，于群山环抱之中雕琢出这一片片梯田，浇灌的全是无奈的汗水。试问有谁会放弃平原的良田，来到崎岖的山地上进行耕种谋生呢？也许哈尼先民在进化之初就已经在此生活，不知山外的世界；也许是他们在民族纷争中不勘回首，远避深山，苟全性命于乱世。因而在这条件苛刻的地理环境中，发挥了人类智慧和勤奋的极限，形成了这天地间少有的奇观。并且他们颇费心思地利用山林地势构建了绵延不绝的水利系统和狭小逼仄的居住场所。这其实是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生存系统，而文化遗产往往只是基本生存需求的产物。

       因而当你站在文化的高台上俯视这一片梯田的时候，哈尼人想的只是谋生。正如一名哈尼小姑娘志愿者跟我说的，“小时候只知道拼命在田里面打稻谷，哪里想到它是什么文化啊。”我们来此考察，正好不是农忙季节，因而梯田里人迹罕见，一望成空。如果田里劳动的人多了，则又是一幅生动的景象。我看过一篇文章，说道“文人们眼中看到的在田里耕种的农民和在江上打渔的渔夫，都成了诗歌和绘画的良好题材。可是谁又去体会他们生活的辛酸呢。”

       不要去说游客，就说我们文化遗产保护人和文化遗产人之间，往往是“社燕秋鸿各自飞，我来君去苦相违。”相对无言，只能用眼神默默说一声，“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我们是站在他者的立场去保护遗产，而作为遗产本身的“人”受到了保护，却让我感觉有点对他们不公平。如果以文化遗产保护为名，漠视了这些遗产人对更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也是不负责任的。

       车队行驶在遗产地核心区内，我们已经看到了不少新开的酒店、家庭旅馆、餐饮商铺，还有被叫停的梯田博物馆。而且我们下榻的酒店是元阳最好的酒店。毋庸置疑，当地政府和老百姓也都想以世界遗产为招牌，发展旅游业，拉动地方经济。我本人还是倾向于遵守历史规律，以发展的方式保护遗产。但是申遗一定要和发展经济挂钩吗，发展经济一定要靠旅游业吗，发展旅游业一定要靠大尺度破坏性的建设吗？在回来的飞机上，我看了一篇报纸文章名叫《哈尔斯塔特是一个不愿醒来的梦》，讲到一名台湾女生以穷游的方式来到世界遗产地哈尔斯塔特。事实上未必所有的世界遗产地都能给游客提供舒适的旅游条件，也未必所有的旅游者要享受高标准的住宿条件，更未必要靠破坏性的建设才能发展旅游业。至于那些对住宿和交通条件很苛刻，而又不在乎遗产地是否受破坏的游客，只能跟他说见鬼去吧。但是如果申遗之后，地方上想通过大规模建设旅游设施来吸引大量的游客，获得大量的经济收益，那本来就有悖于申遗和保护的口号，只能说申遗动机不纯，早晚要自取灭亡。

       但是，如何让当地经济发展起来，或者更接地气地说，让哈尼老乡们过上好日子，同时又能保护文化遗产。这真是世界性的难题！

       第一次进入遗产核心区的道路只是遥远曲折。当我们第二次进入遗产核心区，前往保护示范村垭口的时候，才感受到了真的行路难，难于上青天。一路上不知下了多少坡，又上了多少坡，看见的大大小小山体塌方到后来熟视无睹，多少次感觉泥石流会灭顶而来，多少次车轮与塌方的山路边缘近在咫尺，甚至还发生了爆胎。在垭口村听当地副乡长介绍，该村47户人家中贫困户达45户。该村是第一批国家级传统村落之一，保存得确实较完整，但是村民的居住条件也确实艰苦。与其他地区的古村落类似，青壮年人口流失严重，留守的多为老人和儿童。据称，农忙和重大节庆的时候，这些外流的人口会回乡。村中尚有一位祭司存在，当地人称作贝马。村民普遍的文化程度不高，仅有贝马的孙子一人考上大学。

        地区和城乡经济发展差距，以及经济落后区域、社群需要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农村人口流失和社会瓦解的根本原因。而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是传统文化遗产尤其是乡村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挑战。来自经济发达地区的我们，看到勤劳但仍然贫穷的哈尼老乡们，谁能够而且应该以保护文化遗产之名，把他们保护起来，阻碍他们想办法改善生活条件呢？因此我还是认为，对于这种活态的遗产，发展是最好的保护，发展和保护达到平衡是最好的保护效果。我觉得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无可厚非，这可能是目前当地不破坏环境而又能改善村民经济状况的最好途径了。而且，垭口村以及其他哈尼村寨，大多建立在山坡之上，目前还是人畜上下同居，这实际是因为山村宅基地严重不足的无奈之举，也可以理解为特定自然环境条件下人类必然的文化创造。随着人口的增加，原本短缺的住房面积难以满足所有人的居住需求。人口的外流也起到了缓解作用，否则面临的可能就是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和村庄外扩。

        而当前交通条件的逐步改善，有利于人口的流动，可能会有人认为是遗产保护的不利因素，但实际上恰恰相反。过去，整体上的交通不发达，地区之间的阻隔存在，形成了部落、民族和文化多样性。交通不发达，也阻碍了市镇和城市的发展，使得更多人安于在农村谋生，生活的半径总体较小。正如另一名哈尼小姑娘志愿者在前往垭口途中所说的，“感觉大山之外还是大山。”因此过去的人也就不会太向往外部的世界。而现在，外部世界整体上的交通发达了，交流频繁了，局部地区的交通闭塞，只能更加促进人口的外流，而又阻碍人口的回流。我们下榻的酒店“云梯”所在的胜村，是一个小小的集镇，我们的出行遇上了两次“赶集”。而经济发达地区的市镇已经没有定期赶集的现象了，因为随时都可以进行商品交易。定期赶集现象的存在，是当地生产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恰恰反映出，当地交通条件还是比较落后，或者是因为人口不足，产能不足，交易需求不足。地区内交通不发达，可能有利于赶集这类的文化现象的保存，但是也可能因此致使人口的不可逆流失，导致这种现象越来越式微。反之，如果交通足够发达，也可能使定期赶集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因此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关键还是要掌握保护和发展的平衡度。

       虽然垭口村以及哈尼梯田文化景观中的其他村落，与其他地区的传统村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但是据村民以及遗产地的管理人员介绍，哈尼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目前还是有其特有的优势。首先，独特的民族文化习俗加强了哈尼人的族群认同感，哈尼人为此能够在农忙及重大节庆日返乡聚会。其次，梯田的结构特点，决定了梯田的耕种是一种整体性联合性很强的劳动组织方式，因而更容易把哈尼村民组织起来，而不能随便放弃耕种。再者，哈尼梯田的申遗对于地方交通的改善使得村民感到了受益，也更有利于外流人口的返乡。

       离开垭口村，我们又去了老虎嘴。在那里，我花十块钱买了一大串芭蕉，一个哈尼小女孩缠着我，要我买她的明信片，我出于同情又花了钱包里仅剩下的十块钱。又来一个哈尼男孩要我买他的明信片，我说我钱花完了，他居然说“你可以用微信支付嘛”。可见哈尼人也是充分与时俱进的。

       离开元阳，我一路上还在想这个问题，怎么让哈尼人既愿意保护传承好自己的文化遗产，又能够让他们享受改善生活的权利。目前，经济上可能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农业生产的产值实在很低。那元阳县政府，或者红河州政府，云南省政府，以至于中央政府，能否给少数民族地区的世界遗产地人民，在社会公益方面提供更多的补助，作为对遗产地人民的补偿呢？如针对遗产地少年儿童教育的下乡支援，百姓医疗下乡支援，为遗产地居民返乡提供交通运输支援，等等。此外，有些在村落中不应该设置或无条件设置的公共设施，尽量在乡镇集市设立。另外，既然欢迎外人走进来看哈尼梯田，也应该帮助哈尼老乡走出去看其他世界遗产。既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也能使他们更了解世界遗产的价值。

       想了很多，做得很少。保护好一项世界文化遗产，可不是我们这些人的几条想法就可以解决的。上下求索或是顺势而为，不管怎样还是要保持头脑清醒。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思考，文化遗产是历史的产物，每一种文化遗产都有其所属时代的特征，同时又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文化遗产的保护，更是具有时代特征和应该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来满足全人类不同阶段的文化需求。总之发展是对活态遗产的最好保护，发展与保护达到平衡，就是最好的保护效果。

        最后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