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
日期：2010-12-09 访问量：5660 文章来源：Admin
西安作为世界四大古都和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拥有极其丰厚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大遗址数量多、面积大，仅周秦汉唐四大遗址总面积就多达108平方公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安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文物保护经费缺口大，文化建设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特别是遗产保护区内城镇居民的生活状况得不到有效改善，有些人甚至对文物保护产生抵触、怨恨情绪，例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区内的居民把“汉城”称作“害城”。有鉴于此，近年来，西安市委、市政府积极探索新时期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新思路、新模式，即在充分保护文化遗产的基础上，进行文化旅游项目开发，将文化遗产与公共文化事业，以及影视、演艺、会展等其他产业联动发展，形成实现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共赢的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在此模式的主导下，陆续建设了大慈恩寺遗址公园、杜陵遗址公园、大雁塔北广场、大唐芙蓉园、曲江池遗址公园、唐城墙遗址公园、大唐不夜城、大唐西市国际古玩城、大唐西市博物馆、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秦二世陵遗址公园、寒窑遗址公园等项目，使得文化遗产不再是城市发展的累赘，反而成为城市发展的动力和资源。
从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效果来看，近年来西安保护文化遗产的理念、思路和举措符合我国文化遗产特性，遵从我国传统的审美崇尚和价值取向，体现出发展的时代内涵，是我国乃至东方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
首先，西安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符合我国文化遗产特性。西方国家的古建筑基本上是石质结构，不易破损，保存时间长，如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一些神庙、宫殿，虽历经数千年风雨剥蚀，但其主体结构、基本轮廓依然保存至今。我国则不然，大部分古建筑都是土木、砖木结构，易破损，保存时间短，如果不主动积极地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行保护，许多文化遗产将遭到人为或自然破坏，以至于渐渐消亡。在我国历史上，前人在维修保护许许多多文物古迹时，都程度不等地根据文物古迹本身因土木、砖木结构而耐久性差的缘故，采取积极有益的创新措施实施保护，从而使许多重要的文物古迹得以保存至今。众所周知，唐代大雁塔之所以能够饱经1300多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仍旧巍然耸立在古城西安，就在于明代维修保护时在其外围加固了一层砖。今天，在西安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运用创新模式对大明宫遗址实施保护，首先是把遗址本体和周边环境共同纳入保护范围之内实施整体保护。并借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夯土层进行修复，在保持遗产完整性和真实性的基础上确保传承。其次是通过建设紫宸殿、含耀门等东方古建筑遗址地标性标识，对遗址进行直观、形象的展示。同时，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建设再现大明宫风貌的微缩景观。应该说，这是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符合我国文物特性的成功案例。
其次，西安文化遗产保护实践遵从我国传统的审美崇尚和价值取向。我们知道，一方面，中西方的审美崇尚源自不同的标准。中国人的审美倾向在于“美即是善”，核心思想是“尚善”。而西方认为“美是和谐与比例”，核心思想在于“求真”。以善为美的具体内涵是重教化、尚伦理；而以真为美的具体内涵是重科学、尚真理。不同的审美思维形成不同的遗产保护理念：中国人注重意义的传承，西方人则注重信息的可读。另一方面，中西方的天人观念侧重不同的哲学思想。中国传统文化重和谐、包容，主张天人合一，顺其自然，强调曲线与含蓄美，尚悟性，表现内向；而西方文化重对立、斗争，主张征服自然，提倡竞争扩张、优胜劣汰，强调规模与平直性，尚理性，表现外向。在这两种哲学思想的引导下，中国人更看重整体的和谐，西方人则更看重个体的精确。由于受不同审美崇尚和价值取向的影响，中西方形成不同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国人偏重整体风格、人文环境与意义传承，尤其是关注遗产的象征意义。比如，我国著名文化遗产岳阳楼，在历史上曾不断进行重修，正如《岳阳楼记》所云：“政通人和，百废待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可以说，每一次岳阳楼的重修，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延续。今天，对文化遗产实施保护，应充分遵从我国传统的审美崇尚和价值取向，更多地关注遗产的整体风格、人文环境与象征意义，真正走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新路子。西安汉杜陵遗址保护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尝试。杜陵遗址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西安市东南角，北与曲江开发区邻接。2001年以前，遗址不断遭到损毁，周边环境不断恶化，成为西安版图上的“洼地”和“塌陷区”。为了改变这种现状，遗址所在地的雁塔区委、区政府创新性地提出“遗产环境＋都市农业”的保护模式，即以杜陵遗址本身特性为基础，以遗址保护的真实性、遗址展示的可视性、生态建设的景观性、产业项目的文化性、村镇建设的地域性、产业发展的关联性和区域经济增长的明显性为要求，以展示和体验汉代风俗文化、文明为主题，以遗址环境保护、生态景观建设及发展现代都市农业为手段，以多元主体和谐参与为保障，积极实施杜陵遗址保护。不仅有效地保护了遗址本体，改善了遗址周边环境，突显出文化遗产的人文精神、人文价值和人文环境；而且大大提高了遗址区农民的经济收入，取得了满意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效益。这一思路和举措被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张柏赞誉为“杜陵模式”。
第三，西安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体现出发展的时代内涵。毋庸置疑，无论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路和模式如何，都应体现出发展的时代内涵，离开发展，再好的保护举措都是徒劳无益的。近年来，西安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建设的大明宫遗址公园、杜陵遗址公园、大唐芙蓉园、大唐不夜城、大唐西市博物馆等均体现出发展的时代内涵。具体讲，体现出以下几方面发展理念：一是充分体现了以文化遗产特性为核心的保护发展理念。无论是唐大明宫遗址还是汉杜陵遗址保护，无一例外都创新性地结合遗址自身特性和各自所处的遗址环境，结合各自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所要面对的经济社会难题，采用了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保护利用模式。二是充分体现了文化遗产与城市产业相结合的融合发展理念。上述“大明宫模式”、“杜陵模式”都是在深挖文化遗产内在价值的基础上，植入新型的产业业态融合再生，产生聚集效应和裂变效应，使两者发挥出最大的经济、社会、环境价值。三是充分体现出以人为本谋发展的和谐发展理念。实践证明，通过大明宫遗址公园和杜陵遗址公园建设，不仅缩小了遗址区内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与遗址区以外居民收入的差距，而且逐步使居住在遗址区内的人民享受到遗址区以外人民所享受的教育机会、参与就业和发展机会、和谐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四是充分体现出遗址保护区与周边地区跨越发展的理念。大明宫遗址公园和杜陵遗址公园建设均以遗址保护区为基本单元、推动遗址周边区域经济发展为方向，调动区域内各组织要素的积极性，突破区域发展瓶颈，实现区域跨越式发展。
综上所述，一方面，从理论层面来说，西安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符合我国文化遗产特色，遵从我国传统的审美崇尚和价值取向，体现出发展的时代内涵；另一方面，就实际效果而言，西安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有效保护了遗产本体、优化了遗产周边环境；有效传承了遗产的历史文化信息，展现了遗产的教育价值；有效提高了遗址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增强了幸福指数。应该说，这是一种成功的实践模式，是我国乃至东方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责任编辑：曹凤娇）
从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效果来看，近年来西安保护文化遗产的理念、思路和举措符合我国文化遗产特性，遵从我国传统的审美崇尚和价值取向，体现出发展的时代内涵，是我国乃至东方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
首先，西安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符合我国文化遗产特性。西方国家的古建筑基本上是石质结构，不易破损，保存时间长，如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一些神庙、宫殿，虽历经数千年风雨剥蚀，但其主体结构、基本轮廓依然保存至今。我国则不然，大部分古建筑都是土木、砖木结构，易破损，保存时间短，如果不主动积极地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行保护，许多文化遗产将遭到人为或自然破坏，以至于渐渐消亡。在我国历史上，前人在维修保护许许多多文物古迹时，都程度不等地根据文物古迹本身因土木、砖木结构而耐久性差的缘故，采取积极有益的创新措施实施保护，从而使许多重要的文物古迹得以保存至今。众所周知，唐代大雁塔之所以能够饱经1300多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仍旧巍然耸立在古城西安，就在于明代维修保护时在其外围加固了一层砖。今天，在西安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运用创新模式对大明宫遗址实施保护，首先是把遗址本体和周边环境共同纳入保护范围之内实施整体保护。并借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夯土层进行修复，在保持遗产完整性和真实性的基础上确保传承。其次是通过建设紫宸殿、含耀门等东方古建筑遗址地标性标识，对遗址进行直观、形象的展示。同时，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建设再现大明宫风貌的微缩景观。应该说，这是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符合我国文物特性的成功案例。
其次，西安文化遗产保护实践遵从我国传统的审美崇尚和价值取向。我们知道，一方面，中西方的审美崇尚源自不同的标准。中国人的审美倾向在于“美即是善”，核心思想是“尚善”。而西方认为“美是和谐与比例”，核心思想在于“求真”。以善为美的具体内涵是重教化、尚伦理；而以真为美的具体内涵是重科学、尚真理。不同的审美思维形成不同的遗产保护理念：中国人注重意义的传承，西方人则注重信息的可读。另一方面，中西方的天人观念侧重不同的哲学思想。中国传统文化重和谐、包容，主张天人合一，顺其自然，强调曲线与含蓄美，尚悟性，表现内向；而西方文化重对立、斗争，主张征服自然，提倡竞争扩张、优胜劣汰，强调规模与平直性，尚理性，表现外向。在这两种哲学思想的引导下，中国人更看重整体的和谐，西方人则更看重个体的精确。由于受不同审美崇尚和价值取向的影响，中西方形成不同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国人偏重整体风格、人文环境与意义传承，尤其是关注遗产的象征意义。比如，我国著名文化遗产岳阳楼，在历史上曾不断进行重修，正如《岳阳楼记》所云：“政通人和，百废待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可以说，每一次岳阳楼的重修，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延续。今天，对文化遗产实施保护，应充分遵从我国传统的审美崇尚和价值取向，更多地关注遗产的整体风格、人文环境与象征意义，真正走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新路子。西安汉杜陵遗址保护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尝试。杜陵遗址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西安市东南角，北与曲江开发区邻接。2001年以前，遗址不断遭到损毁，周边环境不断恶化，成为西安版图上的“洼地”和“塌陷区”。为了改变这种现状，遗址所在地的雁塔区委、区政府创新性地提出“遗产环境＋都市农业”的保护模式，即以杜陵遗址本身特性为基础，以遗址保护的真实性、遗址展示的可视性、生态建设的景观性、产业项目的文化性、村镇建设的地域性、产业发展的关联性和区域经济增长的明显性为要求，以展示和体验汉代风俗文化、文明为主题，以遗址环境保护、生态景观建设及发展现代都市农业为手段，以多元主体和谐参与为保障，积极实施杜陵遗址保护。不仅有效地保护了遗址本体，改善了遗址周边环境，突显出文化遗产的人文精神、人文价值和人文环境；而且大大提高了遗址区农民的经济收入，取得了满意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效益。这一思路和举措被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张柏赞誉为“杜陵模式”。
第三，西安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体现出发展的时代内涵。毋庸置疑，无论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路和模式如何，都应体现出发展的时代内涵，离开发展，再好的保护举措都是徒劳无益的。近年来，西安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建设的大明宫遗址公园、杜陵遗址公园、大唐芙蓉园、大唐不夜城、大唐西市博物馆等均体现出发展的时代内涵。具体讲，体现出以下几方面发展理念：一是充分体现了以文化遗产特性为核心的保护发展理念。无论是唐大明宫遗址还是汉杜陵遗址保护，无一例外都创新性地结合遗址自身特性和各自所处的遗址环境，结合各自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所要面对的经济社会难题，采用了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保护利用模式。二是充分体现了文化遗产与城市产业相结合的融合发展理念。上述“大明宫模式”、“杜陵模式”都是在深挖文化遗产内在价值的基础上，植入新型的产业业态融合再生，产生聚集效应和裂变效应，使两者发挥出最大的经济、社会、环境价值。三是充分体现出以人为本谋发展的和谐发展理念。实践证明，通过大明宫遗址公园和杜陵遗址公园建设，不仅缩小了遗址区内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与遗址区以外居民收入的差距，而且逐步使居住在遗址区内的人民享受到遗址区以外人民所享受的教育机会、参与就业和发展机会、和谐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四是充分体现出遗址保护区与周边地区跨越发展的理念。大明宫遗址公园和杜陵遗址公园建设均以遗址保护区为基本单元、推动遗址周边区域经济发展为方向，调动区域内各组织要素的积极性，突破区域发展瓶颈，实现区域跨越式发展。
综上所述，一方面，从理论层面来说，西安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符合我国文化遗产特色，遵从我国传统的审美崇尚和价值取向，体现出发展的时代内涵；另一方面，就实际效果而言，西安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有效保护了遗产本体、优化了遗产周边环境；有效传承了遗产的历史文化信息，展现了遗产的教育价值；有效提高了遗址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增强了幸福指数。应该说，这是一种成功的实践模式，是我国乃至东方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责任编辑：曹凤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