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09-20  访问量：5683  文章来源：Admin

　　嘉宾：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 吕舟
　　主持人：本报记者 陈四四

　　“深山故宫(微博)”平武报恩寺开始重现昔日风貌，广元千佛崖正在进行全面维修，重新修复后的二王庙已经对公众开放……我省39个重灾县245项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项目全部开工后，已完成208项，其余项目将于今年内完成。

　　说灾后文物保护，绕不开吕舟。他率领的团队，是地震后最早进入四川灾区的文化遗产保护设计队伍，并先后参与了二王庙、报恩寺等灾后文物修复工程。此前，他还曾主持完成“三峡库区文物保护重点项目云阳张桓侯庙搬迁保护设计”、“布达拉宫雪城历史建筑修缮设计”等多项国内文物保护项目。

　　这位被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称为“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业界专家，在文物保护上有着怎样的新视野？9月7日-11日，吕舟到四川调研蜀道文化线路保护情况，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修复：

　　不能套用现代建筑规范

　　记者：灾后文物修复，对你是绕不开的话题。地震发生后你到四川调研，当时看到那些受损文物，估计修复的难度有多大？

　　吕舟：我是2008年5月24日左右到的四川，从都江堰、彭州等地一路看下来。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看到文物破坏很严重，尤其是二王庙，戏台全塌了。专家们都认为，二王庙受损最厉害，是最难修复的。我当时注意看了二王庙的结构，感觉地震引起的基础滑动和后加建建筑的破坏是二王庙最大的问题，反而像大殿这样一些传统木结构建筑本身倒不存在太大问题，所以我们没有犹豫就接下了二王庙的修复设计。

　　记者：你主持参与了四川多处文物的灾后修复方案设计，印象最深的是哪处？

　　吕舟：我们认领下二王庙后，又接下了伏龙观和安岳经目洞。因为刚给平武报恩寺和武侯祠完成了文物保护规划，所以报恩寺和武侯祠的修复方案也交给我们。既然接了武侯祠，杜甫草堂也就接了。震后10多天，一下就接了6个项目。

　　印象最深的还是二王庙，因为这个项目最复杂。地震之后我们也研究了日本和台湾地区震后历史建筑的修复方法，他们都提出了在传统木结构上增加一些现代的构造做法，对木结构进行加固。可我们经过评估以后认为在二王庙的修复中不必采取这样的方法，解决基础的稳定性问题，保持原有木结构的完好状态是二王庙修复的关键。何况保持文物原状也是我们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

　　记者：四川灾后文物修复，你认为有哪些经验可供借鉴？

　　吕舟：灾后文物修复不光是文物的问题，也是社会恢复、重建信心的问题。当时世界各国的文物修复专家都很关注我们震后的修复工作。

　　文物修复不能赶速度。二王庙的修复能只用28个月完成，我想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大家把震后文物抢救、修复当作最重要的任务来完成的决心。第二是国家文物局和四川省文物局立即成立了专家组，各级文物部门设立联络员，有问题马上解决。第三是科学编制设计、施工组织计划，在我们编制了现场清理的设计方案并通过审批后，施工单位进入现场进行清理，同时我们开始编制保护规划和基础加固方案，施工单位进行基础加固的时候，我们则进行建筑修复方案的设计。第四是设计、施工、监理各方的密切配合，及时解决施工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第五是设计、施工单位的选择，国家文物局和四川省文物局在震后第一时间就选择了在四川有较好文物保护工程业绩，熟悉四川文物建筑情况的设计、施工、监理队伍，保证了工程时间和质量。这些都是值得以后的文物保护工程借鉴的经验。

　　创新：
　
　　文物保护应该不断探索

　　记者：这次调研中看到的千佛崖，保护方案也是你的团队设计的。方案大胆提出给千佛崖披张“皮”，使它从室外变成“室内”。你们是怎样想到这个设计的？

　　吕舟：要保护千佛崖，先要看威胁它的因素是什么。影响千佛崖的主要问题是风化，即风、雨水和阳光对它的影响。我们就想能不能设计一个把风、雨水和阳光挡在外面，又不对文物造成影响的东西来保护千佛崖。我们还有一个理念，就是保护文物本体，应尽可能采取物理的办法。对石窟这样的文物，常常采用化学的方法解决风化问题，是不可逆的，可能会对文物有负面影响。

　　物理的传统做法是在石窟上做窟檐进行遮挡，但这要在石窟上打洞，实际也对文物本体造成影响，千佛崖由于石刻分布密集，也很难采用传统的窟檐做法。我们设计了轻型结构，从山下打基础竖立起来，直到山顶才与山体连接，这样就不与文物本体发生联系，却又把石窟变成“室内”的“展品”。观众走进去，脚下是千年蜀道，旁边的山上就是千年石窟，仿佛是走进一个博物馆。

　　对于石窟的保护，我们国家一直很谨慎。一些石窟曾经提出过修建窟檐的方案，但没有被批准。我们设计的这个“外罩”体量比较大，但由于这样的工程没有先例，大家建议先做一段试验，看看效果再说。

　　记者：文物保护是否需要创新？

　　吕舟：文化遗产的概念本身也在不断扩展，人们对文化遗产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我们的保护技术也在进步，所以在文物保护中应该不断探索。在保护文物本体的前提下，我们能不能找到与过去不同的方法，并且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记者：在你看来，国外文物保护实践有哪些先进之处值得我们借鉴？

　　吕舟：国外文物保护实践对我们有影响。中国这些年的文物保护发展非常快，我们很多的实践国外也从来没有过。例如二王庙的修复速度，白鹤梁的水下博物馆，南海1号的打捞和清理方式，都是创举。

　　但是，和国外相比，我们在细节上还是有很多不足，特别是在文物价值的阐释上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学习、改进。

　　申遗：

　　遗产保护也需要“统一战线”

　　记者：现在各地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很热衷，你怎样看待“申遗热”？

　　吕舟：“申遗热”是件好事。也许每个人看申遗的目的都不一样，但没有关系，至少大家都认为文物有价值，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样需要有“统一战线”。与以前相比，社会有了大变化。那时很多地方把保护文物当作一种负担，现在文化遗产却成为生活中的热门话题。

　　很多人关心的申遗要花多少钱。正是因为过去我们没把文物保护好，所以现在才要花钱来“还账”。如果以前文物切实保护好了，现在申遗就花不了多少钱。

　　世界遗产就是一个名号，最终的结果是应该保护好文物。我们申遗，不是求着谁给我们一个世界遗产的牌子，而是去向世界展示我们文明的辉煌成就，展示我们先人的创造性智慧的杰作。什么时候我们不看重这个名号，遗产也能得到很好的保护，这就达到了最好的状态。（责任编辑：曹凤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