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过世界遗产巴黎兰伯特酒店保护及其启示
日期：2011-01-17 访问量：5863 文章来源：Admin
兰伯特酒店（Hotel de Lambert）位于法国巴黎塞纳河的圣路易岛东端，典型的巴洛克式建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世界遗产地。酒店外观非常独特，是一个半圆形画廊，围绕中央庭院花园之间，还保存有查尔斯·勒布朗（Charles Le Brun）和当时其他大师的完整壁画，它是圣路易岛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堪称法国的珍宝。
该酒店建于17世纪40年代，是建筑师路易斯·凡（Louis Vau）专为富有的银行家尼古拉·兰伯特（Nicolas Lambert）设计的，曾经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和他情人的隐居处，接下来是波兰流亡者的政治总部，也曾留下波兰音乐家肖邦（F.Chopin）和法国女作家乔治·桑（George Sand）生活过的痕迹，他们曾在这个美丽的有着圆型大厅及花园的酒店里度过许多具有创作灵感的日子。因此，该酒店被认为是“文化天堂”，是巴黎众多文化符号中极其优雅的一个。经过300多年的风风雨雨，兰伯特酒店已年久失修，有的地板已经腐烂，屋顶和楼梯均有破损，但它仍然认为被认为是17世纪中期法国国内建筑的最佳典范。
2007年，卡塔尔王子阿卜杜拉（Abdullah）用6000万欧元从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银行家族手里将它买了下来，并委托法国建筑师对之加以翻修，以恢复其昔日的辉煌。巴黎人报说，这位王子将在三年内投资4500万欧元用以翻新酒店。
经过法国政府、巴黎市政厅和遗产保护团体的数月会谈，王子的翻修计划有所缩减，尽管如此，批评家对此方案依然感到恐慌，因为根据政府的许可，这座酒店要被翻修得适合家庭居住，要毁掉一个楼梯，装上电梯、中央空调，建地下停车场和豪华浴室，让古老的酒店融入现代化的色彩。
巴黎人愤怒了，他们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反对这种对酒店“毁灭性”的灾难！学者、建筑师以及电影明星，八千多人联名上书政府，要求“看在民族的骄傲上”阻止这项翻修计划。巴黎人在与时间赛跑，因为如果不及时阻止，翻修工作便要开工。
建筑学教授让·弗朗柯斯·卡贝斯坦（Jean-Francois Cabestan）在一次关于是否阻止这项计划的法律听证会上说：“这就像如果你有一个华丽的马车，你非要把它改造为一辆现代化的豪华轿车一样！”卡贝斯坦先生是老巴黎保护协会的会员，该协会已经向法院提出诉讼，试图扭转已经正式批准的翻新计划。
在法庭上，王子的律师蒂埃里·托马斯（Thierry Tomasi）说，该酒店迫切需要进行抢救以防止其继续衰败。他还说：“房主人是一个伟大的艺术爱好者，尤其热爱法国的艺术和建筑。他打算做一个修复工程的范例。”
经过巴黎人的努力，法庭阻止了卡塔尔王子的翻修计划。文化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在经过几周微妙的由政府监督的谈判后，这场争端以王子与老巴黎保护协会签署一份协议而告结束。王子放弃了修建地下停车场的想法，也放弃了安装浴室的计划，因为专家们担心这会破坏珍贵的壁画。
法国人对文化的热忱确实令人敬佩！他们称：尽管你能用钱买来一切！但若违背了历史的意愿，破坏了我们的珍宝，那么好吧，先来跟我打一架再说！如果你要随心所欲地翻修建筑，对不起，请到巴黎之外去，用你的钱做你任何想做的，也许很现代，很豪华，但只是没有那么多优雅，更不会有那么多的别致！
这个事件不禁让人联想起2009年至2010年间发生在北京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保护事件。
梁林故居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4号院，曾经是一座有着浓厚老北京四合院风格的院落，庄重自然朴素凝重，梁思成林徽因于1930年至1937年在此居住生活。1931年，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任法式部主任，开始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他们在这条胡同度过的六年多时光，是他们最幸福、最安宁的时光，也是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贡献最大的时期，中国人应该铭记他们那个时期所做的一切。
2009年5月底，北京市东城区房屋管理局在梁林故居内贴出了拆迁通告，本已残破的梁林故居岌岌可危。新华社记者、《城记》作者王军先生率先在其博客上发出强烈呼吁，指出拆除梁林故居的极端愚昧，希望管理部门制止拆迁计划，保护这个纪念地。王军先生的呼吁得到了《新京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的回应，纷纷要求保留这处故居。
在这个事件中，NGO(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得到凸显，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CHP）及时在其网站上就这处故居的保护公开发表评论，认为由于北总布胡同24号院落没有被公布为任何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以至于《文物保护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的各项要求不能适用于梁林故居的保护。该中心公开举办了“梁林故居保护与公民社会建设讨论会”，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思考，组织志愿者制作完成了公益宣传短片和保护方案，得到广泛传播。更为重要的是，在该中心的推动下，2009年10月20日，张培、何慕人等7位北京市民根据刚刚实施的《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向有关管理部门提交了《关于将位于北总布胡同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的请求》，请求将位于北总布胡同的梁林故居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并给予请求人明确的答复。2009年11月3日，张培、何慕人等北京市民又向国家文物局提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2009年12月30日，国家文物局做出《行政复议决定书》：要求北京市文物局将位于北总布胡同的梁林故居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在法律上，从国家文物局做出上述决定之日起，梁林故居应该就已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保护。
在中国历史上，由普通民众提出申请而使遗产地受国家法律保护，这应是第一次，这个事件中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度和广度也是前所未有。2010年6月11日《检察日报》发表郑博超文章：《文化遗产保护，步入公众参与时代》，通过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保护梁林故居的案例说明，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公众的参与和监督。积极推动梁林故居保护的新华社记者王军在其博客中说:“这一事件标志着北京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参与时代的到来。”
到此，我们似乎可以松一口气，似乎可以感受到中国民众的力量，似乎可以看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希望。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时隔一年，此处又贴出了内容几乎完全一致的拆迁通告！如果第一次拆迁通告是由于“不知”，经过这么多事情之后，恐怕“不知”不能再成为拆迁的理由。显然，梁林故居的保护依然任重而道远，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能是继续发挥法律、媒体和公众的力量。
这两个案例有着诸多的相似，同样是文化遗产大国，同样是富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同样都得到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兰伯特酒店在公众的努力下迫使政府改变了已经通过的翻修方案，梁林故居在公众的努力下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但二者也有很大不同，巴黎人胜利了，兰伯特酒店可以按照他们的意愿保留下来，但北京的志愿者呢？他们虽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却又一次陷入了困境，又面临着新的挑战，或许这一次的挑战更为严峻。
梁林故居的精美程度虽不及兰伯特酒店，但它的历史意义和重要性却毫不逊色。梁思成夫妇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曾参与我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在北京城解放的过程中，梁思成亲手圈点城内文化古迹，让枪炮长上了眼睛，为保护古城文物瑰宝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今天，偌大的北京城好像容不下梁林故居这个小小的四合院，一而再地被贴上拆迁通告。难道我们不应该感怀二位先生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所做的一切吗？难道我们不应该留下这一可供后人追忆的空间吗？保护故居，其实是保留人们对梁思成林徽因应有的尊敬。
不妨试想，如果兰伯特酒店是在我们这里，它是否能保存到现在？如果很幸运地保存到现在，它的状况会如何？如果保存状况还不错，“有幸”被某富豪购买并打算对之进行翻修，老百姓能否知道翻修的内容和时间表？如果老百姓对翻修方案有异议，是否有权诉诸法律？如果诉诸法律，会得到怎样的结果？一系列的问号可以引发人们对当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中诸多问题的反思。文化遗产属于每一个人，文化遗产保护不能没有公众的参与，但是，当前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参与还面临很多问题，存在很多缺失，一些法律法规中虽有所涉及，但相关规定还比较笼统，可操作性不强；文化遗产保护重大信息尚未公开，公众无从了解实情；各级文物行政部门还没有为公众搭建有效的参与平台，相关组织引导工作还比较欠缺；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组织缺乏足够的支持，制约了其长足发展；公众对文化遗产的认识还远远不够，保护意识还比较淡薄；学校教育和媒体宣传还有待加强，全民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还没有形成。
相比较而言，法国无论是法制建设、宣传教育，还是社会组织的发展都远远走在了我们前面。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现代遗产保护法的国家，与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法律有100多部。法国人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根深蒂固，他们对本民族的文化遗产有着强烈的自豪感和保护欲，他们会与一切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作斗争。法国有6000多个协会与文化遗产保护相关，且享有很高公众信任度。根据有关法律，协会可以对公共政策提出质疑，如果协会对施工许可存在异议，认为其违反法律规定或不利于遗产保护，则有权向行政法院起诉。兰伯特酒店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当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公众参与刚刚起步，参与的深度和广度还远远不够，对此，一方面要加强宣传教育，另一方面要积极组织引导，只有使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深入人心，将文化遗产保护变成全民的自觉行动，文化遗产事业才能展现出新的气象，赢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责任编辑：曹凤娇）
该酒店建于17世纪40年代，是建筑师路易斯·凡（Louis Vau）专为富有的银行家尼古拉·兰伯特（Nicolas Lambert）设计的，曾经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和他情人的隐居处，接下来是波兰流亡者的政治总部，也曾留下波兰音乐家肖邦（F.Chopin）和法国女作家乔治·桑（George Sand）生活过的痕迹，他们曾在这个美丽的有着圆型大厅及花园的酒店里度过许多具有创作灵感的日子。因此，该酒店被认为是“文化天堂”，是巴黎众多文化符号中极其优雅的一个。经过300多年的风风雨雨，兰伯特酒店已年久失修，有的地板已经腐烂，屋顶和楼梯均有破损，但它仍然认为被认为是17世纪中期法国国内建筑的最佳典范。
2007年，卡塔尔王子阿卜杜拉（Abdullah）用6000万欧元从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银行家族手里将它买了下来，并委托法国建筑师对之加以翻修，以恢复其昔日的辉煌。巴黎人报说，这位王子将在三年内投资4500万欧元用以翻新酒店。
经过法国政府、巴黎市政厅和遗产保护团体的数月会谈，王子的翻修计划有所缩减，尽管如此，批评家对此方案依然感到恐慌，因为根据政府的许可，这座酒店要被翻修得适合家庭居住，要毁掉一个楼梯，装上电梯、中央空调，建地下停车场和豪华浴室，让古老的酒店融入现代化的色彩。
巴黎人愤怒了，他们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反对这种对酒店“毁灭性”的灾难！学者、建筑师以及电影明星，八千多人联名上书政府，要求“看在民族的骄傲上”阻止这项翻修计划。巴黎人在与时间赛跑，因为如果不及时阻止，翻修工作便要开工。
建筑学教授让·弗朗柯斯·卡贝斯坦（Jean-Francois Cabestan）在一次关于是否阻止这项计划的法律听证会上说：“这就像如果你有一个华丽的马车，你非要把它改造为一辆现代化的豪华轿车一样！”卡贝斯坦先生是老巴黎保护协会的会员，该协会已经向法院提出诉讼，试图扭转已经正式批准的翻新计划。
在法庭上，王子的律师蒂埃里·托马斯（Thierry Tomasi）说，该酒店迫切需要进行抢救以防止其继续衰败。他还说：“房主人是一个伟大的艺术爱好者，尤其热爱法国的艺术和建筑。他打算做一个修复工程的范例。”
经过巴黎人的努力，法庭阻止了卡塔尔王子的翻修计划。文化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在经过几周微妙的由政府监督的谈判后，这场争端以王子与老巴黎保护协会签署一份协议而告结束。王子放弃了修建地下停车场的想法，也放弃了安装浴室的计划，因为专家们担心这会破坏珍贵的壁画。
法国人对文化的热忱确实令人敬佩！他们称：尽管你能用钱买来一切！但若违背了历史的意愿，破坏了我们的珍宝，那么好吧，先来跟我打一架再说！如果你要随心所欲地翻修建筑，对不起，请到巴黎之外去，用你的钱做你任何想做的，也许很现代，很豪华，但只是没有那么多优雅，更不会有那么多的别致！
这个事件不禁让人联想起2009年至2010年间发生在北京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保护事件。
梁林故居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4号院，曾经是一座有着浓厚老北京四合院风格的院落，庄重自然朴素凝重，梁思成林徽因于1930年至1937年在此居住生活。1931年，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任法式部主任，开始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他们在这条胡同度过的六年多时光，是他们最幸福、最安宁的时光，也是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贡献最大的时期，中国人应该铭记他们那个时期所做的一切。
2009年5月底，北京市东城区房屋管理局在梁林故居内贴出了拆迁通告，本已残破的梁林故居岌岌可危。新华社记者、《城记》作者王军先生率先在其博客上发出强烈呼吁，指出拆除梁林故居的极端愚昧，希望管理部门制止拆迁计划，保护这个纪念地。王军先生的呼吁得到了《新京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的回应，纷纷要求保留这处故居。
在这个事件中，NGO(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得到凸显，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CHP）及时在其网站上就这处故居的保护公开发表评论，认为由于北总布胡同24号院落没有被公布为任何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以至于《文物保护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的各项要求不能适用于梁林故居的保护。该中心公开举办了“梁林故居保护与公民社会建设讨论会”，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思考，组织志愿者制作完成了公益宣传短片和保护方案，得到广泛传播。更为重要的是，在该中心的推动下，2009年10月20日，张培、何慕人等7位北京市民根据刚刚实施的《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向有关管理部门提交了《关于将位于北总布胡同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的请求》，请求将位于北总布胡同的梁林故居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并给予请求人明确的答复。2009年11月3日，张培、何慕人等北京市民又向国家文物局提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2009年12月30日，国家文物局做出《行政复议决定书》：要求北京市文物局将位于北总布胡同的梁林故居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在法律上，从国家文物局做出上述决定之日起，梁林故居应该就已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保护。
在中国历史上，由普通民众提出申请而使遗产地受国家法律保护，这应是第一次，这个事件中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度和广度也是前所未有。2010年6月11日《检察日报》发表郑博超文章：《文化遗产保护，步入公众参与时代》，通过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保护梁林故居的案例说明，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公众的参与和监督。积极推动梁林故居保护的新华社记者王军在其博客中说:“这一事件标志着北京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参与时代的到来。”
到此，我们似乎可以松一口气，似乎可以感受到中国民众的力量，似乎可以看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希望。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时隔一年，此处又贴出了内容几乎完全一致的拆迁通告！如果第一次拆迁通告是由于“不知”，经过这么多事情之后，恐怕“不知”不能再成为拆迁的理由。显然，梁林故居的保护依然任重而道远，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能是继续发挥法律、媒体和公众的力量。
这两个案例有着诸多的相似，同样是文化遗产大国，同样是富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同样都得到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兰伯特酒店在公众的努力下迫使政府改变了已经通过的翻修方案，梁林故居在公众的努力下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但二者也有很大不同，巴黎人胜利了，兰伯特酒店可以按照他们的意愿保留下来，但北京的志愿者呢？他们虽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却又一次陷入了困境，又面临着新的挑战，或许这一次的挑战更为严峻。
梁林故居的精美程度虽不及兰伯特酒店，但它的历史意义和重要性却毫不逊色。梁思成夫妇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曾参与我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在北京城解放的过程中，梁思成亲手圈点城内文化古迹，让枪炮长上了眼睛，为保护古城文物瑰宝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今天，偌大的北京城好像容不下梁林故居这个小小的四合院，一而再地被贴上拆迁通告。难道我们不应该感怀二位先生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所做的一切吗？难道我们不应该留下这一可供后人追忆的空间吗？保护故居，其实是保留人们对梁思成林徽因应有的尊敬。
不妨试想，如果兰伯特酒店是在我们这里，它是否能保存到现在？如果很幸运地保存到现在，它的状况会如何？如果保存状况还不错，“有幸”被某富豪购买并打算对之进行翻修，老百姓能否知道翻修的内容和时间表？如果老百姓对翻修方案有异议，是否有权诉诸法律？如果诉诸法律，会得到怎样的结果？一系列的问号可以引发人们对当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中诸多问题的反思。文化遗产属于每一个人，文化遗产保护不能没有公众的参与，但是，当前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参与还面临很多问题，存在很多缺失，一些法律法规中虽有所涉及，但相关规定还比较笼统，可操作性不强；文化遗产保护重大信息尚未公开，公众无从了解实情；各级文物行政部门还没有为公众搭建有效的参与平台，相关组织引导工作还比较欠缺；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组织缺乏足够的支持，制约了其长足发展；公众对文化遗产的认识还远远不够，保护意识还比较淡薄；学校教育和媒体宣传还有待加强，全民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还没有形成。
相比较而言，法国无论是法制建设、宣传教育，还是社会组织的发展都远远走在了我们前面。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现代遗产保护法的国家，与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法律有100多部。法国人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根深蒂固，他们对本民族的文化遗产有着强烈的自豪感和保护欲，他们会与一切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作斗争。法国有6000多个协会与文化遗产保护相关，且享有很高公众信任度。根据有关法律，协会可以对公共政策提出质疑，如果协会对施工许可存在异议，认为其违反法律规定或不利于遗产保护，则有权向行政法院起诉。兰伯特酒店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当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公众参与刚刚起步，参与的深度和广度还远远不够，对此，一方面要加强宣传教育，另一方面要积极组织引导，只有使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深入人心，将文化遗产保护变成全民的自觉行动，文化遗产事业才能展现出新的气象，赢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责任编辑：曹凤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