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名录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蛟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部分构成的产业遗产群，涵盖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总计7524.7公顷。长岭瓷石矿与小坞里溪谷开采遗址共同构成原料保障体系。该遗存完整保存了10至19世纪手工制瓷技术体系和产业组织形态，包含原料开采、燃料供应、生产加工、水运物流等全产业链设施。2015年3月，景德镇正式启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2017年1月，景德镇申遗项目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21年，景德镇申遗项目被列入国家《“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2025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成为我国首个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旨在填补《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空白。2025年实施的《保护管理规划》创新采用“产业链+空间链”整体保护模式。2026年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该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在遗产活化利用方面，景德镇推出了5条文化遗产主题旅游线路和一系列数字化体验项目。其核心价值体现在对中国制瓷技术演进、瓷器艺术创新及世界文明交流的实证。

西夏陵

西夏陵，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山山脉南段东麓，地处宁夏银川平原西北部，南起贺兰山榆树沟，北迄泉齐沟，东至西干渠，西抵贺兰山下，东西宽4.5千米，南北长10多千米，总面积约50平方千米（一说近40平方千米）。西夏陵有9座帝王陵、271座陪葬墓、1处大型建筑遗址（北端建筑遗址）和32处防洪工程遗址，以及多座砖瓦、石灰窑址。自1971年对西夏陵调查确认伊始，逐渐厘清了陵区布局和分布特点，进入21世纪以来，对3号陵和6号陵地面遗迹的清理，更清晰地呈现了西夏陵的文化面貌。西夏陵每座帝陵都是坐北向南，呈纵长方形的独立建筑群体，规模同明十三陵相当。吸收自秦汉以来，唐宋皇陵之所长，又受佛教建筑影响，有东方金字塔之称。西夏陵实证了西夏王朝在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地位。西夏陵真实、完整地保存至今，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见证，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1988年，西夏陵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获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006年，列入中国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名录，2008年10月25日，被评定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2017年，挂牌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21年，入选全国百年考古大发现。2025年7月11日，西夏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

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和西城区，纵贯北京老城区南北，由古代皇家宫苑建筑、古代皇家祭祀建筑、古代城市管理设施、国家礼仪和公共建筑以及居中道路遗存等五大类遗存共同组成，始建于13世纪，形成于16世纪，此后经不断演进发展，形成现如今全长7.8公里、世界上最长的城市轴线。“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共包含15处遗产构成要素。北起钟鼓楼，一路向南经万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至南端的永定门。太庙和社稷坛、天坛和先农坛分列中轴线东西两侧。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从北往南依次包含其选址、格局、城市形态和设计体现了《考工记》所记载的理想都城范式，展现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传统，见证了北京城市的发展演变，是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标志。2024年7月27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惠民镇东南部，距普洱市区237公里，距澜沧县城70公里，经国务院批准作为中国2022年世界遗产正式申报项目。景迈山拥有古茶林面积2.8万亩，有古茶树320余万株，迄今已有近2000年的茶叶种植历史，是发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年代最久远的人工栽培型古茶园。该景观由5片古茶林、9个布朗族和傣族传统村寨以及3片分隔防护林共同构成，完整保存了“林间开垦、林下种植”的传统茶树栽培技术，形成独特的森林-茶林-村落垂直土地利用景观。2023年9月17日，中国“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同时也是全球首个以茶为主题的文化遗产项目。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位于福建省泉州市境内，其主要遗产建于约10—14世纪之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遗产组成部分包括行政建筑遗址、宗教建筑和雕像、文化纪念地史迹、窑址和冶铁遗址、以及由桥、码头和航标塔组成的交通运输网络，反映了宋元泉州的海洋区域、社会文化结构和贸易结构。具体由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及其关联环境和空间构成：九日山祈风石刻、市舶司遗址、德济门遗址、天后宫、真武庙、南外宗正司遗址、泉州府文庙、开元寺、老君岩造像、清净寺、伊斯兰教圣墓、草庵摩尼光佛造像、磁灶窑址、德化窑址、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洛阳桥、安平桥、顺济桥遗址、江口码头、石湖码头、六胜塔、万寿塔（姑嫂塔）。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上贸易中心通过系列遗产组成部分，突出地展现了高度整合的区域结构和关键性的行政、交通、生产、交易和社会文化因素——正是这些使得泉州在10—14世纪亚洲海洋贸易高度繁荣的时期发展成为世界级的贸易中心和重要商业枢纽。2021年7月25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作为文化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良渚古城遗址

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凤都路，地处浙西山地丘陵与杭嘉湖平原接壤地带，地势西高东低，南面和北面都是天目山脉的支脉，东苕溪和良渚港分别由城的南北两侧向东流过，凤山和雉山两个自然的小山，分别被利用到城墙的西南角和东北角。良渚古城遗址由良渚古城核心区、水利系统、祭坛墓地和外围郊区等部分组成，占地总面积达100平方公里，规模极为宏大。其中良渚古城的核心区面积为800万平方米。古城南北长约1910、东西宽约1770米，总面积近300万平方米。良渚文化的年代为距今5300一4300年，持续发展约1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分布于长江下游一带，共发现了136个遗址，这里先后发现了高等级墓地、祭坛、玉礼器系统、大型宫殿基址300余处。良渚古城遗址，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坝，良渚古城是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一个区域性早期国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良渚文化对其后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拥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可实证中华文明的发展特征—多元一体，并真实、完整地保存下来，它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杰出代表性的东亚地区史前大型聚落遗址。1996年，良渚古城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

鼓浪屿位于福建九龙江入海口，与厦门岛隔海相望。1843年随着厦门开埠通商，于1903年成为国际殖民地海岛，这座远离中国南部海岸的岛屿突然成为中外交流的重要窗口。鼓浪屿是文化融合交流的特殊案例，它保持清晰的城市肌理。它混合了传统的闽南风格、西方古典复兴和游廊式的殖民风格等不同的建筑风格。一种新的建筑运动——厦门装饰风，就是这种多元文化融合的最杰出证明，它是二十世纪初现代主义风格和装饰艺术的综合。2017年7月8日，在波兰历史文化名城克拉科夫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1届会议上， “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以符合世界遗产第Ⅱ条和第Ⅳ条标准，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位于中国北部山西省大同市以西16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石窟始凿于北魏兴安二年（公元453年），大部分完成于北魏迁都洛阳之前（公元494年），造像工程则一直延续到正光年间（公元520～525年）。石窟依山而凿，东西绵亘约1公里，气势恢弘，内容丰富。现存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51000余躯，最大者达17米，最小者仅几厘米。窟中菩萨、力士、飞天形象生动活泼，塔柱上的雕刻精致细腻，上承秦汉（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现实主义艺术的精华，下开隋唐（公元581～907年）浪漫主义色彩之先河，与甘肃敦煌莫高窟、河南龙门石窟并称“中国三大石窟群”，也是世界闻名的石雕艺术宝库之一。云冈石窟的造像气势宏伟，内容丰富多彩，堪称公元5世纪中国石刻艺术之冠，被誉为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宝库。按照开凿的时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不同时期的石窟造像风格也各有特色。早期的“昙曜五窟”气势磅礴，具有浑厚、纯朴的西域情调。中期石窟则以精雕细琢，装饰华丽著称于世，显示出复杂多变、富丽堂皇的北魏时期艺术风格。晚期窟室规模虽小，但人物形象清瘦俊美，比例适中，是中国北方石窟艺术的榜样和“瘦骨清像”的源起。此外，石窟中留下的乐舞和百戏杂技雕刻，也是当时佛教思想流行的体现和北魏社会生活的反映。云冈石窟形象地记录了印度及中亚佛教艺术向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反映出佛教造像在中国逐渐世俗化、民族化的过程。多种佛教艺术造像风格在云冈石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融汇贯通，由此而形成的“云冈模式”成为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转折点。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中的北魏时期造像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云冈石窟的影响。云冈石窟是石窟艺术“中国化”的开始。云冈中期石窟出现的中国宫殿建筑式样雕刻，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中国式佛像龛，在后世的石窟寺建造中得到广泛应用。云冈晚期石窟的窟室布局和装饰，更加突出地展现了浓郁的中国式建筑、装饰风格，反映出佛教艺术“中国化”的不断深入。遗产遴选标准：云冈石窟根据世界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I)(II)(III)(IV)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的云冈石窟，有窟龛252个，造像51000余尊，代表了公元5世纪至6世纪时中国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其中的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

明清皇家陵寝

明清时代（公元1368～1911年）是陵寝建设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对陵寝制度作了重大改革。他将地上的封土堆由以前的覆斗式方形改为圆形或长圆形，又取消寝宫，并扩大了祭殿建筑。清代沿袭明代制度，更加注重陵园与周围山川形胜的结合，注重按所葬人辈分排列顺序，还形成了帝后妃陵寝的配套序列，在祭祀制度上也更加完善、合理。明陵综述　明朝，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政权，建元洪武（1368），到崇祯十七年（1644）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推翻，统治时间277年，其间经历了16位皇帝。其中，除惠帝朱允炆因“靖难之役”，下落不明，没有营建陵园外，其余15帝，都依帝制建造了陵园。太祖朱元璋死后埋葬在南京钟山脚下，称孝陵；景帝朱祁钰，因英宗复辟遇害，初以王礼葬北京西郊金山，成化年间恢复帝号，又将王坟稍扩其制，改为帝陵，世称景泰帝陵。其余的13位皇帝均葬于北京昌平县境的天寿山一带，通称明十三陵。此外，明代还有生前没有当过皇帝，死后被追尊为帝的，也营建了陵园。朱元璋的父亲朱五四（朱世珍），被追尊为仁祖淳皇帝，就安徽凤阳原墓建为皇陵；朱元璋的祖父朱初一，被追尊为熙祖裕皇帝；曾祖父朱四九，被追尊为懿祖恒皇帝；高祖父朱百六，被追尊为德祖玄皇帝；因德、懿二祖葬址不详，遂就江苏盱眙熙祖原葬处建陵葬三祖帝后衣冠，陵名祖陵；嘉靖皇帝朱厚熜的父亲朱祐杬，原为兴献王，朱厚熜入继大统后，追尊其父为睿宗献皇帝，将湖北钟祥原王坟扩建为显陵。清陵综述　满族人建立的清朝（1644－1911）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开基至辛亥革命后宣统皇帝退位，共历经12帝，统治295年。清代帝王陵寝，从建陵年代和地理位置，可分为清初关外三陵、清东陵和清西陵三个陵区。清东陵和西陵的陵墓从规划建制到建筑造型均仿照明朝，采用集中陵区的手法，安排总入口，从正红门开端，经统一的神道石像生、碑亭及华表，然后分达各陵区。其布局顺序为：五孔石券桥、牌楼、碑亭、三孔券桥，大月台、宫门、隆恩殿及左右配殿，而后为石平桥、月台、琉璃门、五供、方城（上立明楼）、月牙城、宝城、宝顶。皇帝、皇后、亲王、公主、嫔妃的陵制级别相当严格，形成了一套程式化的规则。●遗产遴选标准：2000年明显陵根据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I)(III)(VI)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清东陵根据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I)(III)(IV)(V)(VI)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清西陵根据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I)(III)(IV)(V)(VI)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2003年明孝陵和明十三陵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2004年盛京三陵——福陵、昭陵和永陵也作为明清皇陵的扩展项目被列如《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明清皇家陵寝依照风水理论，精心选址，将数量众多的建筑物巧妙地安置于地下。它是人类改变自然的产物，体现了传统的建筑和装饰思想，阐释了封建中国持续五百余年的世界观与权力观。

开平碉楼与村落

开平碉楼与村落是亚热带丘陵地区东方稻作文化区域中，有着悠久历史渊源、分布地域广阔的一种特殊的乡村文化景观的杰出代表。开平村落发端于10世纪的宋朝，现存最早的村落是１４世纪的明朝；现存最早的开平碉楼建于１６世纪，繁荣、兴盛于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它们是由排列有序的传统房屋、适应防匪防洪特殊需要的形式多样的高层建筑——碉楼，以及村庄共有的池塘、宗社建筑、晒谷场、村巷和排水沟渠等，依据中国传统的堪舆理念和当地的自然条件汇聚而成。开平碉楼的兴起，与开平的地理环境和过去的社会治安密切相关。开平地势低洼，河网密布，而过去水利失修，每遇台风暴雨，常有洪涝之忧。加上其所辖之境，社会秩序较为混乱。因此，清初即有乡民建筑碉楼，作为防涝防匪之用。鸦片战争以后，开平人开始大批出洋谋生。到了民国，战乱频仍，匪患尤为猖獗，海外华侨回乡建碉楼。碉楼林立逐成为侨乡开平的一大特色，最多时达3000多座，现存1833座。碉楼的下部形式都大致相同，造型变化主要在于塔楼顶部，有中国式屋项、中西混合式屋顶、古罗马式山花顶、穹顶、美国城堡式屋顶、欧美别墅式房顶、庭院式阳台顶等一百多种形式。碉楼是中国乡土建筑的一个特殊类型，是集防卫、居住和中西建筑艺术于一体的多层塔楼式建筑，开平碉楼与村落的产生与发展反映出一种特别的社会、历史形态，它们是在特有的历史与自然环境中，中外文化交流、人类文明和平交融的结果，体现着人类不同文化与创造相互交流、促进，共同发展的久远历程与迷人的成就。开平碉楼与村落表现为中国乡村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在建筑、规划、土地利用和景观设计等方面的一种完美的结合和独特范例。东西方建筑艺术在这一乡土建筑群落中巧妙地融汇，与优美的自然环境、传统的稻作文化社区、习俗和田园一起，构成了一道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化景观，完整保存至今，具有突出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应当受到全人类的珍惜和保护。　世界遗产申报标准2007年，在新西兰召开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根据遗产遴选标准（3）（4）（5）“开平碉楼与村落”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福建土楼

福建土楼，因其大多数为福建客家人所建，故又称“客家土楼”。土楼产生于宋元，成熟于明末、清代和民国时期，与历史上中原汉人几次著名大迁徙相关。西晋永嘉年间即公元４世纪，北方战祸频仍，天灾肆虐，当地民众大举南迁，拉开了千百年来中原汉人不断举族迁徙入闽的序幕。进入闽南的中原移民与当地居民相互融合，形成了以闽南话为特征的福佬民系；辗转迁徙后经江西赣州进入闽西山区的中原汉人则构成福建另一支重要民系——以客家话为特征的客家民系。福建土楼所在的闽西南山区，正是福佬与客家民系的交汇处，地势险峻，人烟稀少，一度野兽出没，盗匪四起。聚族而居既是根深蒂固的中原儒家传统观念要求，更是聚集力量、共御外敌的现实需要使然。集居住和防御功能于一体的土楼就这样应运而生了。这些独一无二的山区民居建筑，将源远流长的生土夯筑技术推向极致。 “土楼建造最紧要处是基础、夯实和整墙。”出生在初溪土楼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客家土楼营造技艺传承人徐松生说，土楼以石为基，以生土为主要原料，分层交错夯筑，配上竹木作墙骨牵拉，丁字交叉处则用木定型锚固。福建土楼多具完善的防御功能。其外墙厚一至二米，一二层不开窗，仅有的坚固大门一关，土楼便成坚不可摧的堡垒。为防火攻，门上设有漏水漏沙装置，紧急时楼内居民还可从地下暗道逃出。如今，土楼早已不再是堡垒，但那些完备而精致的防御设施，仍让人们拍案惊奇。福建土楼作为福建客家人引为自豪的建筑形式,是福建民居中的瑰宝。同时又揉进了人文因素,堪称“天、地、人”三方结合的缩影.数十户、几百人同往一楼,反映客家人聚族而居、和睦相处的家族传统。发人深省的楹联匾额，与楼共存的私塾学堂，教化育人的壁画彩绘，无不激荡着历朝历代土楼人家“修身齐家”的理想和“止于至善”的追求。振成楼有副名联备受称道：振作哪有闲时，少时壮时老年时，时时须努力；成名原非易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要关心。世界文化遗产的46座福建土楼由六群四楼组成，即永定县初溪、洪坑、高北土楼群及衍香楼、振福楼、南靖县田螺坑、河坑土楼群及怀远楼、和贵楼、华安县大地土楼群。世遗土楼中最古老和最年轻的均在初溪土楼群，直径66米的集庆楼已届600“高龄”，直径31米的善庆楼则仅有30年历史。其中二宜楼位于华安县仙都镇大地村，它是我国圆士楼古民居的杰出代表，素有“土楼之王”“国之瑰宝”之美誉，它以规模宏大、设计科学、布局合理、保存完好闻名遐迩，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遗产申报标准2008年，在加拿大魁北克城举行的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46座福建土楼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集居住和防御功能于一体的山区民居建筑的福建土楼，体现了聚族而居之一根深蒂固的中原儒家传统观念，更体现了聚集力量、共御外敌的现实需要。同时，土楼与山水交融、与天地参合，是人类民居的杰出典范。满足遗产遴选标（3）（4）（5）标准（3）：土楼承担一个用作公共生活的防御建筑的悠久文化传统的特殊证词，反映出复杂的建筑传统，和谐与合作的思想。标准（4）：土楼的大小，建筑传统和功能方面出色，体现社会对在更广泛的区域内经济和社会历史各个阶段的反应。标准（5）：土楼作为一个整体，特别是提名的福建土楼，其形式而言是集体生活和防御的需要独特的思考，并反映在在他们与环境的和谐关系，是人居典范。

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

“花山”壮语称为“岜莱”，意思是有画的山。在崇左市，凡被称为“花山”者，崖壁上均绘有岩画。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宁明县、龙州县、江州区及扶绥县境内，由岩画密集分布、最具代表性的3 个文化景观区域组成，包含38 个岩画点（共109处岩画，4050个图像），岩画所在的山体和对面的台地，以及约105 公里左江、明江河段，面积总计6621.6公顷。左江花山岩画广泛分布在左江及其支流明江两岸的崖壁上。岩画点大都位于江河的拐弯处，面向来水的高大峭壁上，画面大多距水面15-100米，最高130米，对面往往有开阔的台地。独特的选址使岩画与山崖、河流、台地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封闭神秘的景观场域，令人心生敬畏。其中，以宁明县花山岩画单位面积最大、画面最集中、内容最丰富。宁明县花山岩画整个崖壁面向江边倾斜，相对水面高度270米，岩画最高处距江面90余米，最低处也有10米，总面积8000多平方米，是世界上单幅面积最大的涂绘类岩画。左江岩画画面多为众多的侧身人像围绕着一个形象高大、装束特殊的正身人像，表现的是一种受着某种观念强烈制约的形式固定化了的集体舞蹈，是当时人们举行原始宗教祭祀时集体歌舞的场面。其高度统一的‘“蹲式人形”图像表达方式、险峻的作画位置、神秘的原始宗教色彩、历久弥新的作画颜料等等，都充分展现了古骆越人的聪明才智，反映了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面貌。左江岩画是中国南方乃至亚洲东南部区域内规模最大、图像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岩画群，是世界岩画艺术的代表作之一，被称为“无字天书”“断崖上的敦煌”。世界遗产申报标准2016年7月，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0届会议上，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以符合世界遗产第（3）、（6）标准，顺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展示出独特的景观和岩石艺术，生动地表现出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2世纪期间，当地古骆越人在左江沿岸一带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这是目前对该传统的唯一见证。左江花山岩画中的铜鼓及相关元素与当地铜鼓文化直接相关，见证了该区域广泛兴盛的文化特色。

土司遗址

13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元、明、清朝中央政权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中央委任当地首领担任“土司”，世袭统治当地人民。留存至今的土司城寨及官署建筑遗存曾是“土司”的行政和生活中心。“中国土司遗址”包括湖北咸丰唐崖土司城遗址、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址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始建于元至六年（公元1346年），辟3街18巷36院，内有帅府、官言堂、书院、存钱库、左右营房、跑马场，花园和万兽园等，共占地1500余亩。在土司城内外还修建有大寺堂、桓候庙、玄武庙等寺院。主要遗存年代为明代中后期至清初，气势庞大，弥足珍贵。湖南永顺土司城遗址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是湖广地区土司体系中的最高职级机构——宣慰司的治所遗址，永顺宣慰司土司为彭氏家族，属民以土家族为主。核心城区面积25万平方米，依山傍水分布宫殿区、衙署区、司法区、墓葬区、宗教区、教育区、居民区、作坊区八大功能区；布局合理，建筑精巧，功能完善，古建筑保存完好。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位于贵州遵义老城北约30里的龙岩山东麓，始建于1257年，毁于1600年。遗址所在山峰相对高度约350米，三面环水，一面衔山，地势险要，如今周长约6公里的环囤城墙尚存。囤顶平阔，囤内遗有“老王宫”和“新王宫”两组重要建筑基址，以及金银库、四角亭、采石场、校场坝、环囤马道和敌楼等遗迹。土司遗址不仅给人们带来艺术美感，也让人们更加了解当时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状况、生产力水平和管理体系，从而了解中国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脉络。世界遗产申报标准2015年7月4日，经在德国波恩举行的第39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由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我省咸丰唐崖土司城址、贵州遵义海龙屯组成的“土司遗址”系列申遗项目，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土司遗址反映了13至20世纪初期古代中国在西南群山密布的多民族聚居地区推行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制度。留存至今的土司城寨及官署建筑遗存曾是中央委任、世袭管理当地族群的首领“土司”的行政和生活中心，其中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址、贵州遵义海龙屯是相对集中于湘鄂黔交界山区的代表性土司遗址，在选址特征、整体布局、功能类型、建筑形式、材料和工艺等方面既展现出当地民族鲜明的文化特色，又在此基础上表现出尤为显著的土司统治权力象征、民族文化交流和国家认同等土司遗址特有的共性特征，是该历史时期土司制度管理智慧的代表性物证。“土司遗址”系列遗产见证了古代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对西南山地多民族聚居地区独特的“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管理智慧，这一管理智慧促进了民族地区的持续发展、有助于国家的长期统一，并在维护民族文化多样性传承方面具有突出的意义。申报遗产符合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标准(2)和(3)。

大运河

中国大运河遗产，始建于公元前486年，由隋唐大运河（卫河、通济河段）、京杭大运河（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会通河、中河、淮扬运河、江南运河段）、浙东运河共三大部分、十段河道组成。涉及沿线8个省市27座城市的27段河道和58个遗产点，全长2700千米（含遗产河道1011千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较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的运河，被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在《国际运河古迹名录》中列为最具影响力的水道。中国大运河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纵贯在中国最富饶的华北大平原与江南水乡上，自北向南通达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代表了工业革命前水利水运工程的杰出成就，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自清末改漕运为海运后，大运河地位衰落。申报的系列遗产分别选取了各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包括河道遗产27段，总长度1011公里，相关遗产共计58处遗产。遗产类型包括闸、堤、坝、桥、水城门、纤道、码头、险工等运河水工遗存，以及仓窖、衙署、驿站、行宫、会馆、钞关等大运河的配套设施和管理设施，和一部分与大运河文化意义密切相关的古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等。这些遗产分布在2个直辖市、6个省、25个地级市，遗产区总面积为20819公顷，缓冲区总面积为54263公顷。“活态”文化遗产是大运河遗产的显著特征。山东济宁以南的部分仍在通航，在交通运输中发挥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他一些河道转变成为景观河、灌溉河、排涝河，在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大运河的“活”还体现在她始终是一条不断发展变化的运河。历史上，因为黄河改道等自然原因，大运河就曾多次变迁。近代以来，随着传统功能部分退化，运河使用功能发生变化，管理维护设施不断更新，运河沿线城市面貌也持续改善，而这些变化共同为大运河作为活态文化遗产的价值做出贡献。妥善处理好遗产保护与“活态”遗产持续利用是大运河遗产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世界遗产申报标准2014年6月22日，中国申报的大运河项目通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目，它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领土的统一管辖，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历经两千余年的持续发展与演变，大运河直到今天仍发挥着重要的交通、运输、行洪、灌溉、输水等作用，是大运河沿线地区不可缺少的重要交通运输方式，自古至今在保障中国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符合世界遗产标准(1)、(3)、(4)、(6)。标准（1）：运河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杰作的水利工程，因其历史悠久和规模庞大，它随着时代不断发展与适应。它提供了人类智慧、决心和勇气的有力证明。它是人类创造力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展示了中国古代庞大的农业帝国水利技术。标准（3）：运河见证着独特的文化传统，通过运河漕运的管理系统，其成因，蓬勃发展，其适应的各个朝代和连续资本运作，然后消失在第二十世纪。它包括了粮食、盐和铁的运输和储存，以及税收制度。它促进了小农经济，朝廷，军民食物供给之间的根本联系。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个帝国的稳定系数。沿运河经济和城市发展见证了一个伟大的农业文明的核心功能，并通过水路网络的发展在这方面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标准（4）：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运河。它是早期水利工程的见证。这是一项重要的技术成果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前。它是处理复杂的自然条件的基准，体现在许多建设完全适应环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它充分体现了东方文明的技术能力。运河包括重要性，创新性，特别是早期液压技术案例。它也见证了在堤防、堰和桥梁建设的具体诀窍，以及原始、复杂的材料应用，如石头和夯土，和混合材料的使用（如粘土和稻草）。标准（6）：自从第七世纪，中国的历代王朝到现代的中国，运河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和政治的统一的重要因素，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住在运河沿岸的人们创造和保持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通过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影响着中国领土上的大部分人口。运河是中国古代高度统一的哲学概念的论证，是中国的农业帝国时代的统一，互补和整合的一个基本要素。

丝绸之路（天山廊道）

丝绸之路是世界上路线最长、影响最大的文化线路。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都长安（今天的西安）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丝绸之路起源于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形成其基本干道。它的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因此，当德国地理学家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最早在19世纪70年代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后，即被广泛接受。丝绸之路天山廊道始于中国汉唐时期长安/洛阳至中亚七河流域地区，伸延5000公里，连接了开拓丝绸之路的诸政权中心的两大中心，即中国汉唐中心都城长安/洛阳及中亚七河流域地区。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向西通过中国中部黄河中游，穿过河西走廊，延伸于天山南北，直到楚河及塔拉斯谷地等肥沃的七河地区。丝绸之路天山廊道是连接中国与欧洲的整个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形成于公元前2至公元1世纪，公元6—14世纪为繁荣期，公元16世纪前一直是当时重要的商贸通道。廊道中交错排列的贸易路网，连接着大小城镇，总长约8700公里。被提名申遗的33处遗址反映了丝绸之路贸易不仅创造了财富，也为人员与商品的顺利通过建造了基础设施，促发了因贸易而孕育形成的众多民族之间的交流，传播了沿路的各种思想，并促使欧亚大陆两大文化，即定居农业民族与大草原游牧社会之间的深度融合。33处遗址中有各个帝国与可汗王国的都城宫殿、贸易居所、佛教石窟寺、古代道路、驿站、关隘、烽燧、长城、古堡，墓葬以及宗教建筑等。其中，中国境内有22处考古遗址、古建筑等遗迹，包括陕西省7处（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大雁塔、小雁塔、兴教寺塔、彬县大佛寺石窟、城固张骞墓）、河南省4处（汉魏洛阳故城遗址、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新安县汉函谷关遗址、陕县崤函古道石壕段遗址）、甘肃省5处（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锁阳城遗址、悬泉置遗址、玉门关遗址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6处（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克孜尔尕哈烽燧、克孜尔石窟、苏巴什佛寺遗址、北庭故城遗址）；8处遗址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阿拉木图州和江布尔州，3处遗址在吉尔吉斯共和国楚河州。天山廊道沿路极端的地理条件真实地反映了远距离贸易所经历的艰难挑战。道路最高处海拔达到7400米，最低海拔-154米，触及大河、高山湖泊、平川盐滩、无垠沙漠、终年雪山和肥沃草原；从极端干旱跨越至半湿润气候地带，一路有温带森林、温带沙漠植物、温带草原、高山牧场和绿洲植被。廊道中遗址所依存的环境多有鬼斧神工般奇特而壮观的地貌，有数千年的文字记录，为遗址提供了更宽广的背景。丝绸之路将亚洲、次大陆、中亚、西亚和近东的古代社会相互连接起来，为世界一些重要文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世界卓越的远距离交流的通道网络。虽然公元前2世纪之前丝绸之路的一些路段已经使用了千年之久，但公元前2世纪始交流规模大幅增加，同时，东西方之间远距离高价货物贸易，以及贸易活动产生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作用，也给所有相关社会带来了深远影响，其中包括：1、促进了沿路网城市的发展。沿路网城市从丝路贸易获得了力量与财富，并为生产和货物集散提供基础设施，同时也对道路实施监管。促进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互融合，致使有些城市发展为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中心。2、促进了宗教中心的发展，宗教中心因政治制度扶持和富豪个人的捐赠得以发展。3、通过丝绸之路的人员往来，促进了技术、艺术风格、语言、社会习俗与宗教信仰的交流与传播。世界遗产申报标准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进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的古丝绸之路的东段：“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首例跨国合作、成功申遗的项目。关于丝绸之路，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丝绸之路是东西方之间融合、交流和对话之路，近两千年以来为人类的共同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此次申报的天山廊道段落在丝绸之路交通与交流体系中具有突出的特点。它形成于公元前2世纪，兴盛于公元6-14世纪，沿用至16世纪，分布于今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丝绸之路见证了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期间，亚欧大陆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之间的交流，尤其是游牧与定居文明之间的交流；它在长途贸易推动大型城镇和城市发展、水利管理系统支撑交通贸易等方面是一个出色的范例；它与张骞出使西域等重大历史事件直接相关，深刻反映出佛教、摩尼教、拜火教、祆教等宗教和城市规划思想等在古代中国和中亚等地区的传播。符合世界遗产标准 (2)、(3)、(5)、(6)。

元上都遗址

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草原，曾是世界历史上最大帝国元王朝的首都，始建于公元1256年；它是中国大元王朝及蒙元文化的发祥地，忽必烈在此登基建立了元朝。元上都南临上都河，北依龙岗山，周围是广阔的金莲川草原，形成了以宫殿遗址为中心，分层、放射状分布，即有土木为主的宫殿、庙宇建筑群，又有游牧民族传统的蒙古包式建筑的总体规划形式，体现出一个高度繁荣的草原都城的宏大气派，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融合的产物，是草原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融合的杰出典范。这座被史学家称誉为可与意大利古城庞贝相媲美的都城遗址，融合了蒙古文化、华夏文明，记录了人类历史上一段重要的文明阶段。保存良好的宫城、皇城、外城城墙、整齐对称的街巷、错落有致的建筑遗迹、自然生态良好的草原、众多的人文遗迹、优美的生态环境，构成了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大型古代都城遗址。元上都遗址丰富的文化遗存表明，它不仅是一处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同时也是游牧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作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游牧民族的文化遗产，元上都遗址以其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不可或缺、辉煌壮美、璀璨绚丽的中华文明和游牧文明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世界遗产申报标准2012年6月29日，第36届世界遗产大会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正式宣布，将中国元上都遗址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元上都遗址作为草原都城遗址，展示了文化融合的特点，见证了北亚地区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的碰撞及相互交融。元上都遗址符合世界遗产第(2)、(3)、(4)、(6)等4条价值标准，满足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要求。标准（2）: 元上都遗址的区位和环境表现出来自蒙古族和汉族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城址融合了两个民族的城市规划格局。从蒙古族和汉族思想和制度的结合元代能够在当时大陆上极大地扩张控制范围。元上都为涉及不同族裔社区的综合城市规划的独特的案例。标准（3）：元上都是元征服者忽必烈，同化和转化为被征服的文化和政治制度的最高规则，征服者的坚持和保持原有的文化传统的决心和努力的特殊见证。标准（4）：元上都遗址区位和环境以及城市格局否展示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共存与融合。在元上都汉族城市必要的园林与景观结合元朝蒙古族生活方式结合产生了人类历史上城市布局的杰出范例。标准（6）：13世纪元上都举办了佛教与道教之间的大辩论，推动了东北亚地区藏传佛教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