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南北的大运河要维持一路的贯通，经历的挑战远比想象复杂。在所有的自然河流中，以黄河带来的挑战最大。

　　在今天大运河清口枢纽世界遗产点，留有一座“御制重修惠济祠”碑。这座碑是乾隆皇帝首次南巡时刻录。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经国之务，莫重于河与漕，而两者必相资而成。” 1128年，黄河发生重大改道，向东南夺淮河入海。黄河、淮河、运河三股水流在淮安的清口交汇，漕船在此如何顺利北上，关乎京师的粮食安全。为了保证大运河畅通，明中期以后的数百年间，清口枢纽一直是国家治水的“一号工程”。

　　清口枢纽的根本目的是保证漕船安全渡过黄淮交汇处。这里三条河道互为犄角之势，但又有强弱之分——黄河强于淮河，淮河强于运河。因此，整个工程的技术难点，在于如何增强运河和淮河的力量，抗衡黄河的侵扰。

　　清口枢纽分为四个部分：自东而来的里运河，依托洪泽湖的引淮工程，抵御黄河的御黄体系，以及渡过黄河之后的中运河。四个部分各有各的智慧。

　　里运河要解决的问题是运河与黄、淮的高差。运河比黄淮两河都要低，必须想办法将运河与黄河置于同一水平线。清口枢纽采取的办法是不断修筑闸坝，一步步抬升运河水位，使漕船的位置最终与黄河处于同一水平面。

　　引淮工程的目的是增强淮河与洪泽湖的力度，抵抗黄河。明朝万历年间，河道总督潘季驯用不断加高加固洪泽湖东侧堤坝的方法，将西来的淮河水储积在洪泽湖内，使湖水水位抬高超过黄河水位，构造了绵延数十公里的巨大土方工程，即今天的洪泽湖大堤。

　　御黄体系顾名思义是防御黄河倒灌、淤积的工程。清朝时，在黄河南侧修建了多座“挑溜木龙”，将黄河走向约束至东北方向，减轻向东南的冲击力。同时，通过缕堤、遥堤等堤防体系缓解汛期泛滥时黄河泥沙的影响，使洪水所携黄沙沉积在缕堤与遥堤之间，最终靠泥沙淤积而形成黄河河槽。

　　清口枢纽的最后一个环节是中运河。17世纪中期之前，漕船从清口出来后，还要继续在黄河上逆流航行180里，到徐州一带才重新进入人工河道。这一段行船速度慢，需要人在岸上拉纤，险滩不断，经常船沉人亡。康熙年间的漕运总督靳辅在黄河北岸开凿出一条平行于黄河的人工运道，因为位于遥堤与缕堤之间，故名“中河”。漕船出清口后直接进入中河，避开了黄河之险。至此，南来的漕船通过这一极为复杂的工程枢纽，一点点抬升，在淮河清水的助力下穿越黄河，继续北上，最终抵达京城。

　　清口枢纽是大运河上持续时间最久、设计最复杂的工程。它的治理犹如心脏手术一般，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组由河道、闸坝、堤防、疏浚、维护、水文观测等工程共同组成的大型水利枢纽，探索着自然和人力之间的微妙平衡，代表了人类农业文明时期东方水利水运工程技术的最高水准。

　　更值得赞颂的是，实现这一庞杂工程体系的，是取自身边最简单的材料——土、木、铁、石。筑造堤防，用挖挑出来的黄土配以沙石，用大石或铁盘夯实。加固河岸，用青石砌筑。建造船只，用上好的木料和坚固的铁钉。一道道灵活的船闸，是石木配合而成。错综复杂的清口枢纽，纵然眼花缭乱，也不过是由最基本的土木铁石拼合而成。

　　淮安与运河的关联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修建邗城，在城下开凿运河，引长江水一路向北，最终与淮河相会在一个叫“末口”的地方。这是大运河最早的段落邗沟，末口就是今天的淮安。

　　作为运河关键节点，明清两代总督漕运的最高机构部署在淮安，正说明了淮安在运河体系中不可替代的地位。今天淮安老城中心的总督漕运公署遗址，位于清口枢纽一带的天妃坝石工堤、顺黄堤、惠济祠、御坝等遗址，再加上双金闸、清江大闸、洪泽湖大堤，作为大运河世界遗产的重要构成，共同记录下了这座城市物阜民熙的景象。

　　大运河从来不仅仅是一条河，而是人在与自然对话中迸发的无数智慧的结晶。清口枢纽工程所体现的，正是中国人接受自然馈赠、并同自然巧妙共生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