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丝绸之路文明展呈现亚欧2000年交流史
日期:2011-01-18 访问量:5805 文章来源:Admin
编者按:著名的《伏羲女娲》图、小河墓地的木乃伊、彩绘泥塑打马球俑、铜车马仪仗俑群、多件敦煌壁画临本与佛像模型……这些来自新疆、甘肃等地的中国文物眼下正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举办的“丝绸之路大文明展”(韩方名“丝绸之路与敦煌”)上展出。正是它们见证了丝绸之路的兴盛与荒凉,繁华与荒废。
辽阔的欧亚大陆上有着古代人类难以逾越的高山、峡谷、沙漠、草原,但是东西方之间并不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相互隔绝。在中国北方的草原、荒漠的绿洲之间就存在着不连贯的贸易之路,这些小路的走向大致可以认为是丝绸之路的雏形。距今5000年左右,以黄河为中心的农业文明已经形成,稍后,北方游牧民族也日渐强盛。中原文化的不断向外扩展和北方草原文化的向南渗透,加速了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交融。驰骋在北方草原上的塞种、戎狄、匈奴、月氏、乌孙等游牧民族把中国与中亚、西亚等地的各个沙漠绿洲连接起来,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带来了草原民族的生活习俗和物质文化,同时也将华夏文明远播中亚、西亚和欧洲。早期的这条连接欧亚大陆的通道并非以丝绸为主要交易物,在河南安阳公元前13世纪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中就曾发现来自新疆的和田玉。在新疆阿拉沟墓地、宁夏固原、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也发现了大量的草原游牧民族文物。其族属虽不能一一确定,但其文化面貌的独特性与整个欧亚草原的共性引人注目。
公元前174年左右,大月氏被匈奴击败后,自河西走廊西迁至今新疆伊犁河流域,到公元前174年至前161年,匈奴再次迫使大月氏迁至阿姆河。这一系列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说明出入河西走廊与联通中亚、西亚的道路已为游牧民族所熟悉。这一连串的事件像投入平静水面所泛起的涟漪,导致了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发生。西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国力步入鼎盛时期。公元前139年,汉武帝获知大月氏西迁的消息后,派遣张骞率领使团前往大月氏,以便东西夹击匈奴。张骞于公元前126年返回长安。中国史书把张骞的首次西行誉为“凿空”,意为空前的探险,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中国官方派往西域的第一个使团。汉武帝动用国家力量打通西域,开拓丝绸之路,在河西走廊建郡设关保障畅通,为抵御匈奴骑兵进犯,汉武帝两次派军西征,引进大宛汗血宝马,使得汉代养马业和骑兵得到长足发展,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及铜车马仪仗俑,可谓这一历史发展之见证。早期丝绸之路上接力式的贸易方式至此变为由政府支持下的直接贸易,丝绸之路把长安和罗马之间传递式地连接在了一起——成为自东亚黄河中游起,经中亚、西亚进而连接欧洲、北非的东西方交通线,是亚欧大陆的交通大动脉。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Richthofen)将这条著名的交通线命名为“丝绸之路”。西汉于公元前60年在西域设立了西域都护府,丝绸之路逐渐步入了繁荣时期。中国丝绸西传至罗马帝国后,备受贵族青睐,各国的使者和商旅将中国精美的丝绸源源不断地运往波斯、罗马,交换来了欧洲、中亚、西亚的金银珠宝、珍禽异兽、宝马良驹等。塔里木盆地的营盘墓地土著文化因素与东、西方文化因素共存,表现出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对研究当时丝绸之路的贸易、交通、中西文化交流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东汉以后,随着中国的分裂、北方民族的入迁,丝绸之路东段的交通陷于半停顿状态,陇右河西相对稳定,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宁夏固原作为历代西北军事重镇,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必经之地,成为中原农耕民族、草原游牧民族以及西域各族频繁交往之地,各种文化相互碰撞、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
公元7世纪隋唐时期,中国再次统一,其面向世界的开放政策,使东西方的物质和文化交流更加广泛,唐朝击败突厥设立了安西四镇作为中央政府控制西域的机构,丝绸之路再度繁荣。此时往来于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商人和士兵,传法的僧人、寻求理想信仰的哲人学者也加入进来。大规模的贸易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唐代物质和精神生活,长安城成为当时世界大都市,珠宝、首饰、金银制品、玻璃宝石这些中国前所未见的奢侈品令人目不暇接。许多来自其他地方的胡人也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园。那时,在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商队是由中亚粟特人组成的,在长安城,到处都能看到粟特胡商活跃的身影。20世纪初,相继在西安附近发现北周时安伽墓、史君墓、康业墓3座粟特古墓,表现胡人形象造型的文物也成为唐代的一种时尚。同时在唐代的西域地区也大量出现了与长安风格完全一致的文物。而宁夏固原来自中亚的粟特人昭武九姓之一史氏家族墓地,出土文物保留了鲜明的民族、宗教(祆教)特点,同时具有唐朝中原特色的文物,如壁画等。
安史之乱(公元755年至762年)后,唐王朝在西域的地位被吐蕃所取代。同时,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转移至长江中下游流域,丝绸之路逐渐走向衰落。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造船及指南针等航海技术的发展,海上贸易兴起了。
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孜孜不倦地开辟着广阔的疆土,沿着草原横扫亚欧大陆,将其连成一体,摧毁了以往在丝绸之路上的大量关卡和腐朽统治。丝绸之路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其重要的交通路线,不仅把草原丝绸之路联手起来,也把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以及四川、云贵通向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还有中国东南沿海与波斯湾、地中海及非洲东海岸的海洋丝绸之路联系起来,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畅通无阻,进入了最为繁荣发展的阶段。不过,沿着丝路行进的人不再是相望于途的商人,而是那些以宗教信仰和文化交流为使命的人们。马可·波罗和长春真人的游记从侧面反映了丝绸之路的衰落与荒废。那些曾经的绿洲和曾在丝绸之路中起过重大作用的古国不复存在,成为了流沙中寂寞的遗迹。
人们常说的沙漠绿洲丝绸之路自长安西行经陇东或固原至金城(今兰州),穿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由楼兰分南北二道,北道西行经渠犁(今库尔勒)、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经且末、精绝(今民丰尼雅遗址)、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由疏勒越葱岭(今帕米尔),穿越茫茫中亚进入伊朗高原,再向西来到小亚细亚和阿拉伯地区,横渡地中海到达欧洲。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一般认为是长安(今西安),实际上,随着中国王朝的更迭、政治中心的转移,长安、洛阳、平城(今大同)、汴梁(今开封)、大都(今北京)都曾经先后做过丝绸之路的起点。
丝绸之路给中华民族甚至全人类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正如“丝绸之路”的名称,丝绸是贸易的主体,作为一种贵重的奢侈品,也是中国历代王朝馈赠外国的礼物。交换来的商品主要是金银珠宝等奢侈品和奇禽异兽、宝马良驹以及葡萄、苜蓿、核桃、胡萝卜、芝麻、黄瓜、石榴等农作物。这一切为东亚地区的日常生活和饮食起居增添了更多的选择。其中许多作物被广泛种植,改变了东亚大地的植被。而皮草、药材、香料、玉石、珠宝首饰、金银器则使丝绸之路具有了诸如“玉石之路”“香料之路”的别称。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织技术、造纸术、印刷术远播四方。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了中国,并在中国发展壮大;而祆教、景教、摩尼教也相继传入。
黄沙漫漫、驼铃阵阵,丝绸之路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罗马、阿拉伯等不同的文明连接在一起,不断进行着政治、军事、宗教、科技、文化、商业贸易等诸多方面的交流。这条发端于长安的贸易之路,是地理大发现之前,地球上唯一有效的东西方联系之路。如果没有丝绸之路,我们将难以想象历史会如何发展,人类的文明进程又将如何演变。
辽阔的欧亚大陆上有着古代人类难以逾越的高山、峡谷、沙漠、草原,但是东西方之间并不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相互隔绝。在中国北方的草原、荒漠的绿洲之间就存在着不连贯的贸易之路,这些小路的走向大致可以认为是丝绸之路的雏形。距今5000年左右,以黄河为中心的农业文明已经形成,稍后,北方游牧民族也日渐强盛。中原文化的不断向外扩展和北方草原文化的向南渗透,加速了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交融。驰骋在北方草原上的塞种、戎狄、匈奴、月氏、乌孙等游牧民族把中国与中亚、西亚等地的各个沙漠绿洲连接起来,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带来了草原民族的生活习俗和物质文化,同时也将华夏文明远播中亚、西亚和欧洲。早期的这条连接欧亚大陆的通道并非以丝绸为主要交易物,在河南安阳公元前13世纪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中就曾发现来自新疆的和田玉。在新疆阿拉沟墓地、宁夏固原、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也发现了大量的草原游牧民族文物。其族属虽不能一一确定,但其文化面貌的独特性与整个欧亚草原的共性引人注目。
公元前174年左右,大月氏被匈奴击败后,自河西走廊西迁至今新疆伊犁河流域,到公元前174年至前161年,匈奴再次迫使大月氏迁至阿姆河。这一系列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说明出入河西走廊与联通中亚、西亚的道路已为游牧民族所熟悉。这一连串的事件像投入平静水面所泛起的涟漪,导致了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发生。西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国力步入鼎盛时期。公元前139年,汉武帝获知大月氏西迁的消息后,派遣张骞率领使团前往大月氏,以便东西夹击匈奴。张骞于公元前126年返回长安。中国史书把张骞的首次西行誉为“凿空”,意为空前的探险,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中国官方派往西域的第一个使团。汉武帝动用国家力量打通西域,开拓丝绸之路,在河西走廊建郡设关保障畅通,为抵御匈奴骑兵进犯,汉武帝两次派军西征,引进大宛汗血宝马,使得汉代养马业和骑兵得到长足发展,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及铜车马仪仗俑,可谓这一历史发展之见证。早期丝绸之路上接力式的贸易方式至此变为由政府支持下的直接贸易,丝绸之路把长安和罗马之间传递式地连接在了一起——成为自东亚黄河中游起,经中亚、西亚进而连接欧洲、北非的东西方交通线,是亚欧大陆的交通大动脉。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Richthofen)将这条著名的交通线命名为“丝绸之路”。西汉于公元前60年在西域设立了西域都护府,丝绸之路逐渐步入了繁荣时期。中国丝绸西传至罗马帝国后,备受贵族青睐,各国的使者和商旅将中国精美的丝绸源源不断地运往波斯、罗马,交换来了欧洲、中亚、西亚的金银珠宝、珍禽异兽、宝马良驹等。塔里木盆地的营盘墓地土著文化因素与东、西方文化因素共存,表现出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对研究当时丝绸之路的贸易、交通、中西文化交流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东汉以后,随着中国的分裂、北方民族的入迁,丝绸之路东段的交通陷于半停顿状态,陇右河西相对稳定,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宁夏固原作为历代西北军事重镇,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必经之地,成为中原农耕民族、草原游牧民族以及西域各族频繁交往之地,各种文化相互碰撞、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
公元7世纪隋唐时期,中国再次统一,其面向世界的开放政策,使东西方的物质和文化交流更加广泛,唐朝击败突厥设立了安西四镇作为中央政府控制西域的机构,丝绸之路再度繁荣。此时往来于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商人和士兵,传法的僧人、寻求理想信仰的哲人学者也加入进来。大规模的贸易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唐代物质和精神生活,长安城成为当时世界大都市,珠宝、首饰、金银制品、玻璃宝石这些中国前所未见的奢侈品令人目不暇接。许多来自其他地方的胡人也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园。那时,在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商队是由中亚粟特人组成的,在长安城,到处都能看到粟特胡商活跃的身影。20世纪初,相继在西安附近发现北周时安伽墓、史君墓、康业墓3座粟特古墓,表现胡人形象造型的文物也成为唐代的一种时尚。同时在唐代的西域地区也大量出现了与长安风格完全一致的文物。而宁夏固原来自中亚的粟特人昭武九姓之一史氏家族墓地,出土文物保留了鲜明的民族、宗教(祆教)特点,同时具有唐朝中原特色的文物,如壁画等。
安史之乱(公元755年至762年)后,唐王朝在西域的地位被吐蕃所取代。同时,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转移至长江中下游流域,丝绸之路逐渐走向衰落。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造船及指南针等航海技术的发展,海上贸易兴起了。
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孜孜不倦地开辟着广阔的疆土,沿着草原横扫亚欧大陆,将其连成一体,摧毁了以往在丝绸之路上的大量关卡和腐朽统治。丝绸之路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其重要的交通路线,不仅把草原丝绸之路联手起来,也把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以及四川、云贵通向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还有中国东南沿海与波斯湾、地中海及非洲东海岸的海洋丝绸之路联系起来,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畅通无阻,进入了最为繁荣发展的阶段。不过,沿着丝路行进的人不再是相望于途的商人,而是那些以宗教信仰和文化交流为使命的人们。马可·波罗和长春真人的游记从侧面反映了丝绸之路的衰落与荒废。那些曾经的绿洲和曾在丝绸之路中起过重大作用的古国不复存在,成为了流沙中寂寞的遗迹。
人们常说的沙漠绿洲丝绸之路自长安西行经陇东或固原至金城(今兰州),穿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由楼兰分南北二道,北道西行经渠犁(今库尔勒)、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经且末、精绝(今民丰尼雅遗址)、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由疏勒越葱岭(今帕米尔),穿越茫茫中亚进入伊朗高原,再向西来到小亚细亚和阿拉伯地区,横渡地中海到达欧洲。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一般认为是长安(今西安),实际上,随着中国王朝的更迭、政治中心的转移,长安、洛阳、平城(今大同)、汴梁(今开封)、大都(今北京)都曾经先后做过丝绸之路的起点。
丝绸之路给中华民族甚至全人类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正如“丝绸之路”的名称,丝绸是贸易的主体,作为一种贵重的奢侈品,也是中国历代王朝馈赠外国的礼物。交换来的商品主要是金银珠宝等奢侈品和奇禽异兽、宝马良驹以及葡萄、苜蓿、核桃、胡萝卜、芝麻、黄瓜、石榴等农作物。这一切为东亚地区的日常生活和饮食起居增添了更多的选择。其中许多作物被广泛种植,改变了东亚大地的植被。而皮草、药材、香料、玉石、珠宝首饰、金银器则使丝绸之路具有了诸如“玉石之路”“香料之路”的别称。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织技术、造纸术、印刷术远播四方。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了中国,并在中国发展壮大;而祆教、景教、摩尼教也相继传入。
黄沙漫漫、驼铃阵阵,丝绸之路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罗马、阿拉伯等不同的文明连接在一起,不断进行着政治、军事、宗教、科技、文化、商业贸易等诸多方面的交流。这条发端于长安的贸易之路,是地理大发现之前,地球上唯一有效的东西方联系之路。如果没有丝绸之路,我们将难以想象历史会如何发展,人类的文明进程又将如何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