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日石经墙的价值及“真实性”探讨
日期：2015-06-01 访问量：10522 文章来源：Admin
文化遗产保护的真实性
1977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在第一版《实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中对真实性做了清晰的阐述：“（文化）遗产应当满足在设计、材料、工艺和位置环境方面真实性的检验；真实性并不局限于原始的形式和结构，它还应包括在时间延续过程中构成其艺术和历史价值的所有持续的改动和添加。”
1994年的奈良会议形成的《奈良真实性文件》中，一些学者提出把真实性放到特定文化背景下去评价。由于受到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许多专家的质疑，《奈良真实性文件》在2005版的《操作指南》中才得到反映。
1977版《操作指南》更多的面对的是那些已经完成了价值形成过程的历史遗存。《奈良真实性文件》关注的则是那些仍然处在价值形成过程中的对象，它们与人们当代日常生活的关系远比前者密切，有学者把这类遗产称为“活态遗产（Living Heritage）”。
历史沿革
和日寺又称切更尔寺，是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最大的宁玛派寺院。和日寺原为与游牧民族一同迁徙的帐房寺院，清道光年间始建土房寺。寺庙建在海拔3700米的山坡上，这里的石经墙是和日草原乃至整个安多藏区佛教信众心中的圣地。他们认为，是石经墙的圣灵为他们带来了平安吉祥。经过一代代传续，石经墙成为藏地信众精神图腾的象征。
上世纪30年代由三世德尔敦活佛发愿，从果洛请来技艺高超的石刻匠人，与当地僧众一同开始了刻经活动。石经墙于1955年完工，完成了《噶桑经》等17种佛教经文的凿刻和对著名佛教经典大藏经《甘珠尔》两套石刻、《丹珠尔》一套石刻以及对《檀多》的108套石刻。
据研究文献描述：“石经墙按照藏文经籍版式分部垒叠而成，每函都有书名，外面用木板包装成书箱状，以精美的图案石板相隔。石经墙两面间隔设佛龛，内供佛像。顶部采用边玛墙做装饰，石板作瓦，整个石经墙式样独特，别具风格。”石经墙建成后，每天清晨僧人爬上山坡打开佛龛的窗格绕石经墙转经，太阳落山时僧人转经后再将窗格合上，形成了和日经墙独特的宗教仪式。目前，仅有《噶桑经》石经墙可以满足这种宗教仪式功能。
理念冲突
1958年和“文革”时期石经墙遭到极大破坏。宗教政策恢复后，石经墙得到逐步修复，石经板基本归回原位，但样貌与原初样式有一定的差异。目前仅将刻经板恢复了垒叠的状态，而没有了外侧经函的意象和佛龛样式。
2014年8月，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担了和日寺保护规划和和日石经墙保护工程方案的编制工作。在与当地僧众和文物专家沟通交流的过程中，项目组发现，寺院方和专家方在石经墙的价值和真实性认定方面存在差异。
寺院方认为，石经墙由活佛发愿而建，是藏地人民心中的圣物，完成石经墙的完整面貌是僧众的夙愿，而现状石经墙的面貌仅是其垒砌的中间状态。他们希望根据文献和僧众的回忆将其恢复为石经墙建成时的样子，这样既可以延续和日寺晒佛转经的宗教仪式，又可以缓解经板直接暴露在自然环境中可能导致的遗失或损坏。而专家方则强调，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和日石经墙，其价值体现在对历史的见证，石经板的文献价值，雕刻的艺术价值和石刻技艺的传承，现状石经墙可以满足以上价值和石刻技艺的展示，而恢复原状缺乏翔实的依据，因而主张对经墙实施现状保护。
那么，作为藏地活态遗产的代表，石经墙究竟拥有哪些价值？评价其真实性的标准是什么？作为专业保护机构应该如何处理遗产保护与当地社区的关系呢？以上都是项目组在设计方案的制定过程中不断思考和追问的问题。
价值探讨
2015年2月，项目组成员在微信平台上开展的“实践中的真实性”主题讨论，就以上问题与十多位专家、研究者和一线保护工作者交换了意见和看法。这些意见不仅表达了对石经墙这类活态遗产价值构成与价值直接相关的真实性的思考，还提出了对于石经墙保护方式的建议。现将讨论节选整理如下与大家分享：
关于遗产的真实性标准 一位讨论者表示：“如果文物保护单位的认定有一个类似世界遗产的真实性标准，石经墙也许可以从喇嘛们的价值主张成功论述其符合真实性的要求而被列入某级单位，甚至国保单位。而现实是列入国保的石经墙被归入了石窟寺及石刻类，公布的国保简介强调的是刻经内容的文献价值、雕刻的艺术价值以及石刻技艺的传承方式……显然这些内容表达了与僧众们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群体的价值主张，从真实性的角度看，这一主张所要求的遗产保存状态，和达到那个保存状态的过程，是喇嘛和信众们不能接受的。”
虽然现在国保单位的列入依据并没有考虑僧人的认知价值，但作为保护工程的设计者，我们应该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兼顾和阐释各类价值呢？
关于遗产的价值 有讨论者认为：“遗产本身不存在任何价值，价值都是人赋予的。而人的价值观是可以变化的，一群人赋予的价值，在另一群人眼中全然不同，可是这关系到不同人群的身份认同。比如那些经文石刻，对僧人意味着什么，而国保单位对于国人意味着什么，世界遗产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意味着什么，其实全然不同。在对遗产的一次次重新评估、定级和阐释当中，价值被不断重新建立，成为不同群体的身份表达，所以真实性应该首先联系到拥有遗产的群体，而不是外来者或者更大群体眼中的标准。说白了，纵然是世界遗产，也首先属于它的拥有者，‘我的遗产我做主’，保护活动本身也是一种文化表达形式，是遗产拥有者不可剥夺的权利，值得尊重。”
另一位研究者用“壁虎尾巴”的比喻形象地阐述自己对于活态遗产的认识：“保护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历史信息的保护，看似清晰的事情逐渐变难就是因为历史本身又是一个‘活物’，或者至少是从某一时期活到今天。想象历史是一只壁虎，有时候尾巴与身体断开，剩下的尾巴尖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大部分‘凝固的遗产’，比如天坛，比如南禅寺，一般只有物质遗存了。但作为壁虎挂着脑袋的这一半它还活着，就比如哈尼梯田为代表的广大‘活态遗产’，有时候虽然曾经被踩到半死但毕竟还勉强活着，比如和日石经墙。从保护‘壁虎’本身的角度来讲，它还是一个有脑袋的整体，显然应该让它继续好好活下去而不是故意掐下来它的尾巴做成标本。所以，从道理上来讲必然要支持僧众。”
关于遗产保护的方式 一位讨论者提出了保护处理建议，并强调加强遗产地相关各方的沟通和共识的培养。他认为石经墙是典型的活态遗产，也涉及到当地社区的意见。石经墙作为处在变化过程中的“遗产”当然应该尊重所属寺庙的意见。从保护者的角度，需要从价值分析着手讨论现存墙体的价值，根据讨论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措施。对寺院方的要求也应该做进一步的分析，从遗产保护的角度讨论它的合理性。从操作的层面，可以恢复大部分带壁龛的围墙，保留一段现有围墙。这样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寺院的宗教需要、保存了晒佛的传统，又满足了文物专家保存现状的想法。说到社区，在这个案例中专家可以被看作有话语权的一方，寺庙是对遗产的创造方、继承方，作为专业咨询机构的作用是要帮助他们达成共识，提高对遗产保护的认识。
关于遗产价值评估结构 一位讨论者说：“石经墙这个案例，让我联想起曾经读到过澳大利亚ICOMOS文保规划编制的一种主张，大致是价值评估的时候需要首先明确遗产不同方面的价值，及其重要性的相对关系，制定保护措施的时候，需要由此为依据，必要时可以在不同的‘价值’之间有取舍，即有一些部分可以为核心价值牺牲，并不主张铁板一块的死板行为。这个案例其实是价值评估系统不能适应新的保护需求的反映，和国保类型不能适应新遗产一样，我们最近才意识到需要保护的要素——文化传统、人的情感、宗教仪式……还需要对现有的遗产价值评估结构和程序进行补充。”
我们期待，通过这类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案例讨论，能够让保护工作者重新审视特定文化背景下的文化遗产价值真实性内涵，也为保护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提供论据与案例支撑。
希望和日石经墙保护方式的探索，能为青藏高原活态遗产的真实性保护提供经验借鉴。
1977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在第一版《实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中对真实性做了清晰的阐述：“（文化）遗产应当满足在设计、材料、工艺和位置环境方面真实性的检验；真实性并不局限于原始的形式和结构，它还应包括在时间延续过程中构成其艺术和历史价值的所有持续的改动和添加。”
1994年的奈良会议形成的《奈良真实性文件》中，一些学者提出把真实性放到特定文化背景下去评价。由于受到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许多专家的质疑，《奈良真实性文件》在2005版的《操作指南》中才得到反映。
1977版《操作指南》更多的面对的是那些已经完成了价值形成过程的历史遗存。《奈良真实性文件》关注的则是那些仍然处在价值形成过程中的对象，它们与人们当代日常生活的关系远比前者密切，有学者把这类遗产称为“活态遗产（Living Heritage）”。
历史沿革
和日寺又称切更尔寺，是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最大的宁玛派寺院。和日寺原为与游牧民族一同迁徙的帐房寺院，清道光年间始建土房寺。寺庙建在海拔3700米的山坡上，这里的石经墙是和日草原乃至整个安多藏区佛教信众心中的圣地。他们认为，是石经墙的圣灵为他们带来了平安吉祥。经过一代代传续，石经墙成为藏地信众精神图腾的象征。
上世纪30年代由三世德尔敦活佛发愿，从果洛请来技艺高超的石刻匠人，与当地僧众一同开始了刻经活动。石经墙于1955年完工，完成了《噶桑经》等17种佛教经文的凿刻和对著名佛教经典大藏经《甘珠尔》两套石刻、《丹珠尔》一套石刻以及对《檀多》的108套石刻。
据研究文献描述：“石经墙按照藏文经籍版式分部垒叠而成，每函都有书名，外面用木板包装成书箱状，以精美的图案石板相隔。石经墙两面间隔设佛龛，内供佛像。顶部采用边玛墙做装饰，石板作瓦，整个石经墙式样独特，别具风格。”石经墙建成后，每天清晨僧人爬上山坡打开佛龛的窗格绕石经墙转经，太阳落山时僧人转经后再将窗格合上，形成了和日经墙独特的宗教仪式。目前，仅有《噶桑经》石经墙可以满足这种宗教仪式功能。
理念冲突
1958年和“文革”时期石经墙遭到极大破坏。宗教政策恢复后，石经墙得到逐步修复，石经板基本归回原位，但样貌与原初样式有一定的差异。目前仅将刻经板恢复了垒叠的状态，而没有了外侧经函的意象和佛龛样式。
2014年8月，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担了和日寺保护规划和和日石经墙保护工程方案的编制工作。在与当地僧众和文物专家沟通交流的过程中，项目组发现，寺院方和专家方在石经墙的价值和真实性认定方面存在差异。
寺院方认为，石经墙由活佛发愿而建，是藏地人民心中的圣物，完成石经墙的完整面貌是僧众的夙愿，而现状石经墙的面貌仅是其垒砌的中间状态。他们希望根据文献和僧众的回忆将其恢复为石经墙建成时的样子，这样既可以延续和日寺晒佛转经的宗教仪式，又可以缓解经板直接暴露在自然环境中可能导致的遗失或损坏。而专家方则强调，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和日石经墙，其价值体现在对历史的见证，石经板的文献价值，雕刻的艺术价值和石刻技艺的传承，现状石经墙可以满足以上价值和石刻技艺的展示，而恢复原状缺乏翔实的依据，因而主张对经墙实施现状保护。
那么，作为藏地活态遗产的代表，石经墙究竟拥有哪些价值？评价其真实性的标准是什么？作为专业保护机构应该如何处理遗产保护与当地社区的关系呢？以上都是项目组在设计方案的制定过程中不断思考和追问的问题。
价值探讨
2015年2月，项目组成员在微信平台上开展的“实践中的真实性”主题讨论，就以上问题与十多位专家、研究者和一线保护工作者交换了意见和看法。这些意见不仅表达了对石经墙这类活态遗产价值构成与价值直接相关的真实性的思考，还提出了对于石经墙保护方式的建议。现将讨论节选整理如下与大家分享：
关于遗产的真实性标准 一位讨论者表示：“如果文物保护单位的认定有一个类似世界遗产的真实性标准，石经墙也许可以从喇嘛们的价值主张成功论述其符合真实性的要求而被列入某级单位，甚至国保单位。而现实是列入国保的石经墙被归入了石窟寺及石刻类，公布的国保简介强调的是刻经内容的文献价值、雕刻的艺术价值以及石刻技艺的传承方式……显然这些内容表达了与僧众们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群体的价值主张，从真实性的角度看，这一主张所要求的遗产保存状态，和达到那个保存状态的过程，是喇嘛和信众们不能接受的。”
虽然现在国保单位的列入依据并没有考虑僧人的认知价值，但作为保护工程的设计者，我们应该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兼顾和阐释各类价值呢？
关于遗产的价值 有讨论者认为：“遗产本身不存在任何价值，价值都是人赋予的。而人的价值观是可以变化的，一群人赋予的价值，在另一群人眼中全然不同，可是这关系到不同人群的身份认同。比如那些经文石刻，对僧人意味着什么，而国保单位对于国人意味着什么，世界遗产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意味着什么，其实全然不同。在对遗产的一次次重新评估、定级和阐释当中，价值被不断重新建立，成为不同群体的身份表达，所以真实性应该首先联系到拥有遗产的群体，而不是外来者或者更大群体眼中的标准。说白了，纵然是世界遗产，也首先属于它的拥有者，‘我的遗产我做主’，保护活动本身也是一种文化表达形式，是遗产拥有者不可剥夺的权利，值得尊重。”
另一位研究者用“壁虎尾巴”的比喻形象地阐述自己对于活态遗产的认识：“保护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历史信息的保护，看似清晰的事情逐渐变难就是因为历史本身又是一个‘活物’，或者至少是从某一时期活到今天。想象历史是一只壁虎，有时候尾巴与身体断开，剩下的尾巴尖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大部分‘凝固的遗产’，比如天坛，比如南禅寺，一般只有物质遗存了。但作为壁虎挂着脑袋的这一半它还活着，就比如哈尼梯田为代表的广大‘活态遗产’，有时候虽然曾经被踩到半死但毕竟还勉强活着，比如和日石经墙。从保护‘壁虎’本身的角度来讲，它还是一个有脑袋的整体，显然应该让它继续好好活下去而不是故意掐下来它的尾巴做成标本。所以，从道理上来讲必然要支持僧众。”
关于遗产保护的方式 一位讨论者提出了保护处理建议，并强调加强遗产地相关各方的沟通和共识的培养。他认为石经墙是典型的活态遗产，也涉及到当地社区的意见。石经墙作为处在变化过程中的“遗产”当然应该尊重所属寺庙的意见。从保护者的角度，需要从价值分析着手讨论现存墙体的价值，根据讨论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措施。对寺院方的要求也应该做进一步的分析，从遗产保护的角度讨论它的合理性。从操作的层面，可以恢复大部分带壁龛的围墙，保留一段现有围墙。这样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寺院的宗教需要、保存了晒佛的传统，又满足了文物专家保存现状的想法。说到社区，在这个案例中专家可以被看作有话语权的一方，寺庙是对遗产的创造方、继承方，作为专业咨询机构的作用是要帮助他们达成共识，提高对遗产保护的认识。
关于遗产价值评估结构 一位讨论者说：“石经墙这个案例，让我联想起曾经读到过澳大利亚ICOMOS文保规划编制的一种主张，大致是价值评估的时候需要首先明确遗产不同方面的价值，及其重要性的相对关系，制定保护措施的时候，需要由此为依据，必要时可以在不同的‘价值’之间有取舍，即有一些部分可以为核心价值牺牲，并不主张铁板一块的死板行为。这个案例其实是价值评估系统不能适应新的保护需求的反映，和国保类型不能适应新遗产一样，我们最近才意识到需要保护的要素——文化传统、人的情感、宗教仪式……还需要对现有的遗产价值评估结构和程序进行补充。”
我们期待，通过这类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案例讨论，能够让保护工作者重新审视特定文化背景下的文化遗产价值真实性内涵，也为保护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提供论据与案例支撑。
希望和日石经墙保护方式的探索，能为青藏高原活态遗产的真实性保护提供经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