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崖土司城位于湖北省咸丰县唐崖河畔，俗称“皇城”，是我国土家族聚居区最大的“中国第一处保存最为完整”的土司时期的文化遗址。据史料记载，唐崖土司城始建于元至正六年（1346年），扩建于明天启元年（1621年），是在当地以武功著称的覃氏土司的城寨，至今尚留存有诸多遗址、遗迹。唐崖土司城遗址作为鄂西土司时代的重要遗迹，在历史文化、城池格局、建筑形制等方面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2006年，唐崖土司城遗址被国务院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9月，湖北省文物局考古工作队入驻土司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2015年7月唐崖土司城遗址与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贵州遵义海龙屯遗址联合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唐崖土司城是土司文化的物质载体，是一段已消失的文明的重要见证，是一座文化的宝藏，作为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值得社会各界进行学习和研究。本文将从土司的世袭沿革、墓葬的沿革、城池格局沿革等方面对唐崖土司城的发展沿革进行研究。

　　一　唐崖土司的世系沿革

唐崖土司城作为鄂西覃氏土司的治所，其城池格局的发展与唐崖土司的兴衰密不可分，尤其与土司城的历任最高统治者——土司的时代、政治、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因此在研究唐崖土司城的城池格局前，必须对唐崖土司的历史尤其是土司的世袭沿革有深入的了解，下面将简单介绍唐崖土司的世袭沿革，并结合史料论述与推测他们对唐崖土司城城池格局发展的影响。

唐崖土司自元代末年设立到清雍正时期因“改土归流”而走向消亡，共历经十八世土司，其中有几任土司对唐崖土司城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中覃启处送是第一代唐崖土司，据史料记载覃启处送因平息叛乱有功，被元朝政府授唐崖宣慰使之职，封武略将军。根据唐崖土司《覃氏族谱》的记载：“启祖元朝宗籍，始祖铁木乃耳，是授平肩之职，生颜伯占儿，生文殊海牙，生脱音贴儿，特授宣慰使之职……脱音帖儿生福寿不花，生覃启处送。”如果这段记载属实，则可以推断覃启处送为蒙古人且为铁木乃耳的后裔，作为唐崖土司城的最初建设者与规划者，覃启处送的蒙古族背景对城池格局发展的影响因为史料的匮乏已经无从考证，但从唐崖土司城的选址可以发现，唐崖土司城并未选择一般的南北走向的地块，而是选择了东西走向的地块。这种选择与传统中原地区坐北朝南的习惯迥异，而与蒙古族在太阳崇拜下的建筑选址布局类似。根据自然地理条件和民族习俗而设计，以蒙古包为代表的蒙古族建筑朝向是东南的，这与古代北方草原民族的崇尚太阳、朝日之俗有关。但这种东南向习惯不仅是一种信仰，更多的是为抵御严寒和风雪，包含着草原人民适应自然环境的智慧和创造。唐崖土司城的这种选址是否与覃启处送的蒙古族背景有关，也是值得探讨与研究的问题。

根据族谱记载二世土司覃值什用“因冒微过降级，授长官司之职”，同时根据《明史》记载“洪武七年（1374年）四月，改唐崖安抚司为长官司”，明初二世土司覃值什用由于冒犯上级致使唐崖土司的地位下降，由宣慰使降为长官司。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建筑的等级还是城池的格局，在“礼制”上都有严格的规定，都与建筑使用者与城市统治者的等级息息相关，而二世土司覃值什用的降级对土司城的城池规模与形制必然有一定的影响。

从三世土司覃耳毛到十一世土司覃文瑞，唐崖土司城历经了近两百年的较为平稳的发展期，在明代末期十二世土司覃鼎统治期间走向了全盛。根据《覃氏族谱》记载“十一世祖覃文瑞，万历十六年（1588年）袭职。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病故。其事迹不可考。生三子，长子覃鼎、次子覃昇、三子覃星”。由此推定覃鼎于1613年后袭位。在覃鼎统治期间，其夫人田氏与覃杰对唐崖土司城的发展与繁荣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关于覃杰，在唐崖土司城据相关资料的记载上前后出现了三次：第一次出现在明朝嘉靖年间，第二次在万历辛亥年，第三次在天启年间。第一次根据史料记载，自嘉靖年间，覃杰定下族规，规定覃姓只能与龙潭土家大姓田姓女子通婚，因此在天启年间覃鼎娶龙潭安抚司田氏之女为妻，覃鼎的田氏夫人由于能力出众，成为唐崖土司城的重要管理者与建设者。第二次根据张飞庙遗址中石人、石马身上的明嘉靖年间的刻字，覃杰的儿子名为覃文仲，与覃鼎的父亲覃文瑞是同辈，由此可以推断覃杰应是覃鼎的叔祖。第三次明天启年间，据族谱记载“天启二年（1622年）奉总兵薛调授渝城，生擒樊龙、樊虎，于天启二年监军道，越具钦依峒主覃杰，分掌司权。征水西安邦彦，随军门王总兵冒进大方苗巢，兵陷，是杰冲关斩煞，势如破竹，救陷出围，毫无损失”，由此可以推断在这一时期的唐崖土司城，覃杰是地位仅次于覃鼎的重要人物，且正如文献所言除了田氏夫人，覃杰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钦依峒主覃杰，分掌司权”，作为分掌司权的钦依峒主，对唐崖土司城事务无疑具有较大的管理权。根据有关考证，覃杰为覃鼎的族弟，所以关于覃杰的身份和在唐崖土司的历史地位需要进一步考证。

覃鼎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军事方面，他带领唐崖土司城的军队多次被朝廷征调，东征西讨，战功赫赫，被朝廷重新授予宣慰使之职，并被册封为平西将军，天启皇帝赐建牌坊一座，并为其亲笔御书“荆南雄镇，楚蜀屏翰”。与此同时，根据族谱记载，在内政方面，覃鼎的夫人田氏与覃杰积极建设土司城，建造了大寺堂、张王庙、牌楼、街道等，使得唐崖土司城的城池格局丰富完整起来，同时城池规模达到了鼎盛。在经历了十二世土司及其夫人统治下的繁荣之后，伴随着明清之际整个华夏大地的动荡不安与血雨腥风，在这种大时代背景下唐崖土司城也极盛而衰并最终走向了灭亡。十三世土司附逆吴三桂，十四世土司参与谭宏叛乱并纵兵劫掠黔江县，这些行为都使清朝政府加强了对唐崖土司的压制。十五世土司任上，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清朝政府“赎回”唐崖司此前所侵占民屯十七处，这实际上极大地削弱了唐崖土司的势力。雍正四年（1726年），清朝政府开始大规模实行“改土归流”政策，雍正十三年，唐崖十六世土司迫于压力自请归流，虽然土司的官职依旧延续到第十八世，但由此唐崖土司名存实亡，唐崖土司城也慢慢地失落于历史的尘埃与烽火之中。

二　唐崖土司重要墓葬考略

通过上一节的论述，唐崖土司的历史轮廓与沿革已经慢慢明朗起来，在这一基础上本文从现存重要墓葬的沿革入手对唐崖土司城城池格局的沿革进行初步的推测。本文所涉及的重要墓葬包括覃鼎墓、“皇坟”以及田夫人墓，其中覃鼎墓有碑文可考、“皇坟”的墓主身份待考、田夫人墓有碑文可考。

从墓葬的沿革入手展开研究有两点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改土归流”后，为了确保土司制度的彻底消亡，清朝政府对土司的城池进行了有计划的破坏，地上木构建筑荡然无存，历经时光的洗礼，现存唐崖土司城中遗址较多的就是历代土司及其亲人的墓葬遗址，更为重要的是其中一些规模较大、等级较高的墓葬在唐崖土司城遗址的整体格局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是推测唐崖土司城城池格局的重要线索，而在已知墓葬中保存较好且最具研究价值的就是被当地人称为“皇坟”的无名墓和覃鼎、田氏夫人墓。

另一方面是这两处陵墓在唐崖土司城的山水形胜格局中占据显而易见的重要位置，同时二者位置的关系也耐人寻味，本节就结合史料与在当地的考察探访，主要对这两座墓葬的历史沿革进行梳理与推测。

“皇坟”占据皇城所在玄武山中心之突出山嘴上（神龟头），位于城内地势最高的地方，体现出其所在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而“皇坟”的封土堆后为十二世土司夫人田氏的墓葬，二者不在一条轴线上（图一）。对于“皇坟”的历史沿革、墓主人身份以及其与田氏夫人墓的奇特位置关系，本文推测，该墓主人为唐崖二世土司（第二世土司覃值什用），理由如下。

理由一：从守墓人覃国安先生的口中得知（2013年3月24日，覃先生对考察队口述，为其首次对外公开此说）。由于守墓人身份的特殊性，关于墓主人身份的信息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传递下来，可以为考证墓主人的真实身份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理由二：从该墓本身的形制推测，墓左右两侧的八字影壁上雕刻有日月形状的图案，与起源于元末明初的“日月神教”似有某种关联。雕刻日月图案可能基于土司要表达对明王朝的归顺与忠诚。同时，该墓前台（祭台）后寝，格局完整，规整大气，用材考究，石雕圆润饱满，具有明早期建筑气象，与其背后的田氏之墓以及西北100米处的覃鼎墓形制均大异其趣。故初步推测，该墓的建造时间似应为明初，与二世土司所在的明洪武年代吻合，所以该墓存在是二世土司墓的可能性。

理由三：该墓中间开间的墓室内灵牌（图二）上是否刻有文字也非常值得关注。据实地拍摄的照片上，经过初步比照观察，疑存在类似蒙古文的符号。目前由于没有条件深入分析，只是判断存在这种可能。关于该墓上呈现的土蒙古结合的文化、装饰符号及墓主人的真实身份需要进一步考证。如果证实为蒙古文符号，墓主人为二世土司的可能性大。至于纹样磨损的原因，或由于担心盗墓，或由于担心僭越，自将磨损？即使确定无文字，也不排除墓主人由于担心僭越而故意为之的可能。

但是，该墓背后（稍偏北）另一处墓葬的碑刻明确为十二世土司覃鼎夫人田氏之墓。后辈孙媳之墓葬在其祖墓之后，这种做法亦属不合常理（大约这位宣抚使司夫人被诰封武略将军零夫人，觉得该处地形风水为皇城最尊，自己地位高，可以盖过前人，当仁不让？这只能是猜测）。

理由四：该处有碑记的田氏之墓与“皇坟”之外的覃鼎之墓（有碑记），规制相当，风格一致（覃鼎之墓八字照壁的抱鼓与田氏之墓牌坊抱鼓如出一辙）。可以初步判断，“皇坟”之外有碑记的覃鼎之墓与田氏之墓为同一时代，且夫妻分葬，是可信的。

以“皇坟”为原点，确立早期的城市轴线，以及其对整个土司城格局产生重要影响，是有充分依据的。

在覃鼎墓附近，有覃光烈（最后一世土司覃梓椿之子）墓1座以及有同时期、同型制、同等级，但无碑记的将军墓５座。另外，土司城背后玄武山上丛林中，存有不少不同格局的墓葬群。可以断定，这一带为覃氏的家族墓地。其中覃光烈墓墓碑很小，从侧面反映了唐崖土司的没落。

三　唐崖土司城城池格局沿革

唐崖土司城城池格局的沿革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上文通过对土司世袭沿革、墓葬遗址沿革的考证与推测，已经为对唐崖土司城城市格局的沿革的考证与推测打下了基础，进行了铺垫，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得知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第一个是唐崖土司城始建于元代至正六年（1346年）；第二个是在明晚期十二世土司覃鼎统治时期唐崖土司城进行过大规模扩建，使整个城市的格局最终完成，基于这一历史脉络，可以将唐崖土司城的城市格局沿革按照时间顺序分为两大段：第一段是元代至明晚期的始建发展阶段；第二段是明晚期的鼎盛完成阶段。

（一）始建发展阶段

唐崖土司城建于元代至正六年，但在史料中对唐崖土司城的初建格局并无详细记载，且之前考古发掘的衙署区基本可以断定是明代晚期建设的，之前的宫殿区位置并未被发现。通过对唐崖土司城的田野考察取得两点发现：首先是从守墓人覃国安先生和当地文物工作者的口中得知，有传说中街附近的区域是元代的宫殿遗址。同时从现场的遗迹判断中街附近的区域呈现一个类似方形的场所，包含街道和场院两部分，其中街道明显变宽且有突出类似月台的石砌平台，十分平整。沿街铺设的条石，其中刻有精美的图案，等级较高，而场院部分略呈方形，左右开阔，前后稍短。现有民居均为木构，均建筑在整齐的石条地龙（地梁）上，绵延数十米，木柱下均无磉磴（柱础）。其中一幢房屋门前遗弃古代柱础两枚，初步判定为明代官式。同时如果假设之一区域为唐崖土司城始建的宫殿区，其正好与“皇坟”位于一条轴线之上，并与中街、小衙门、“天灯堡”、码头构成一个完整的空间序列，正如上文对“皇坟”主人的推测，如果“皇坟”主人为二世土司覃值什用，则在时间轴上这一布局的推断也是符合逻辑的。基于这两方面的因素可以推测在元末至明晚期的唐崖土司城的始建发展阶段，唐崖土司城的核心——宫殿区域可能并不在“荆南雄镇、楚蜀屏翰”牌坊背后，而是在中街附近区域，并以其为中心修建了衙门（现在的小衙门）、城墙、陵墓等一系列设施。

（二）鼎盛完成阶段

正如前文所述，在十二世土司覃鼎的统治期间，据史料记载唐崖土司城在明天启初年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其中张飞庙、大寺堂、“荆南雄镇、楚蜀屏翰”牌坊以及其背后新建的宫殿区等一系列大规模的建设活动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据有关记载，此时的唐崖土司城规模宏大，纵横都有1千米，面积超过1平方千米。整个城池布局基本沿袭了规整方正的特征，建有三街十八巷三十六院，衙署、官言堂、大小衙门、存钱库、牢房、月台、书院、跑马场、靶场、左右营房、御花园、万兽园、大寺堂、桓侯庙、玄武庙等一应俱全，占地1500余亩。虽然这一时期的土司是覃鼎，但主导这一系列大型工程的是田夫人与覃杰，这里以覃鼎、田夫人以及覃杰对城池格局的影响进行阐述。

1. 覃鼎对城市格局的影响

覃鼎的主要功绩体现在军事方面，由于其赫赫的战功，唐崖土司重新获得了宣慰使的官职，这也使唐崖土司城在城市规格与规模上能够进一步发展，虽然这一时期的一系列大型建设活动覃鼎并未实际参与，但包括“荆南雄镇、楚蜀屏翰”牌坊、新建的宫殿区等建筑都是以他的名义修建的，因此覃鼎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一时期唐崖土司城的修建活动，但他以及他的战功却是这一系列修建活动的最为重要的起因。

2. 田夫人与覃杰对城市格局的影响

作为唐崖土司城内政的主要管理者，田夫人与覃杰对唐崖土司城城市格局的发展与形成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①田夫人的佛教信仰；②对汉文化的引进；③田夫人与儿子的关系。

（1）据史料记载田氏乐善好施，笃信佛教，曾游历峨眉山，回唐崖后与覃杰共同主持修建了大寺堂这座规模较大的宗教建筑。

（2）田夫人也极其重视对汉文化的引进，其女婿张云松就为汉地书生，因博学多才被覃鼎招为女婿，并为其在土司城中建立书院。

（3）《覃氏族谱》记载，天启年间，为了纪念覃鼎的战功，田夫人与覃杰共同主持修建了张飞庙，现在张飞庙的遗址上尚存一石人、石马，其上分别刻有“万历辛亥岁季夏月四日良旦印官田夫人立”，“万历辛亥岁季夏月廿四日良旦峒主覃杰同男覃文仲修立”。

过去常常认为这是覃鼎时期的覃杰与田夫人为纪念覃鼎战功建庙的佐证，其实不然。万历辛亥岁为1611年，而覃鼎成为土司最早在1613年，其建功立业更是在天启年间。即使覃杰这一姓名存在重名的情况，万历朝纪念天启朝，也显然是不可能的。石马上所刻“覃杰同男覃文仲修立”，这里覃杰的儿子为覃文仲，与覃鼎父亲同为“文”字辈，说明覃杰应为覃鼎叔祖。

（4）据史料记载覃鼎之子覃宗尧袭职后，“肆行不道，田氏绳以礼法”。由此猜测田夫人与其子覃宗尧可能有矛盾，在这一时期旧的宫殿与新建的宫殿有可能同时并存，田夫人与其子存在分别居住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该城由于历经元代和明代两个时代的始建和扩建，可能存在两个宫殿区（衙署区）。至于为什么明朝要另辟城池的核心区域。从宏观角度看，由于中国历朝历代的更替都要舍弃前朝的东西重新再建，以示新王朝的统治力量，国人骨子里有这种“革新”的传统。从当时的时代背景看，唐崖土司城到明朝中期进入繁荣鼎盛时期，有充足的财力物力重新大兴土木。从微观角度看，从地形和当时修建宫殿的文化背景看，明朝开始崇尚三朝五门的礼仪制度，宫殿需要向纵深方向延展，并更靠近万兽山（园），符合明代的建筑思路。元代的宫殿基址没有足够的空间进行前后拓展，所以另辟基址重新建造新的宫殿。

　四　结语

改土归流，土司制度灭亡后，土司城也被废弃，到今天地面木构建筑已荡然无存，只有牌坊、陵墓等石构留存下来。木构建筑中保留时间最长的是玄武庙，曾经长期作为唐崖的小学，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而其他如大寺堂、书院、院落等已经变为农田，而在疑似元代宫殿遗址的区域中，其遗存的基址已经被民居占用，而在唐崖土司城的范围之内则散布着许多具有元明两代特征的建筑遗构。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唐崖土司城的历史在今人孜孜不倦地探索中正慢慢从历史的迷雾中走出来，成为一片研究元明清三代土司制度、土司城池格局、土家文化的热土。近两年来，伴随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机遇，唐崖土司城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发掘，遗址内众多重要遗迹展现出来。城池格局完整、城内遗存类型丰富，保存有城墙、城门防御设施，牌坊、桥梁、石人、石马等构筑物，完善的道路系统和排水系统等，是土司城中保存较好的典范。唐崖土司城遗址作为重要的国家级土司遗产之一，与永顺土司城遗址和播州海龙屯遗址共同反映了13～20世纪土司统治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文明和文化特征，是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本文由孙莉、王光明 摘编自 湖北省古建筑保护中心等 编《第二届唐崖论坛论文集》 。内容略有删节、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