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援外文物保护国际合作主要包括人员交流培训、技术咨询支持、保护工程项目等，体现出从小到大、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的发展历程。近年来中国对蒙古、柬埔寨、乌兹别克斯坦、尼泊尔、缅甸等国家的一批援外文物保护工程项目更是成果丰硕，工程质量和效果受到各方的高度赞誉。

依据援外文物保护国际合作工作的历史条件、工作规模、经费投入和各方参与程度以及所取得的成效，可将我国援外文物保护国际合作工作大致划分为两个大的历史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49－1989年的四十年间，随着我国对外援助工作的开展，文物保护行业在坚持“引进来”保护修复文物古迹的同时，也坚持“走出去”开展人文交流合作和援助国外文物保护工作，不过派出人员规模和项目开展非常有限。

1957年6月－1961年11月，根据文化部和蒙古国有关方面签署的中蒙文化合作协定，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国家文物局前身）派遣古代建筑修整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前身）的工程师余鸣谦、技术员李竹君赴乌兰巴托，对兴仁寺和博格达汗宫两处喇嘛庙古建筑进行勘测与设计，负责技术指导并制定初步修缮设计方案，同时抽调中国25名古建筑专业技术工人参与施工。维修工程1959年8月开工，1961年7月竣工。这是中国首次援助蒙古国古建筑维修工作，也是我国以政府名义完成的首个援外文物保护项目。

这一阶段，除了零星的援外文物保护工程项目外，还有人员交流和技术支持项目。如1958年8月应越南民主共和国邀请，古代建筑修整所陈滋德、余鸣谦、赵青芳赴越南讲授古建筑修复技术。另外，还有一些援外项目与文物博物馆工作有关，如1967年11月根据中国同毛里塔尼亚签订的文化协定，中国援助毛里塔尼亚建设“青年之家”和“文化之家”2座建筑，中国革命博物馆参与协助承办，该项工作至1971年结束。

第二个阶段，即从20世纪末期至今，是我国援外文物保护国际合作工作逐渐完善和不断扩大的时期，我国从文物保护技术国际受援国成长为文物保护水平不断提高并走出国门的“施援国”。具体可分为两个小的阶段：一是自1990年至20世纪末，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援外文物保护工程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积极开展国际技术交流，实现平等互利、共同发展。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设吴哥古迹国际协调委员会框架下积极倡导支持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行动，中国政府成为最早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之一。自1993年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率团出席“拯救吴哥古迹国际保护行动”东京会议开始，我国先后派员赴吴哥古迹考察选点并承担了周萨神庙的保护修复工作，这是中国政府在柬埔寨实施的第一个文物保护项目，也是中国政府援助吴哥古迹保护工程的开端。该项目经过前期大量勘察设计准备，于1998－2008年完成周萨神庙的保护修复，可以说属于跨世纪项目，在吴哥古迹保护修复和考古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界赢得了良好声誉，为我国文物保护工作者参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为我国援助吴哥古迹后续项目奠定了基础。

柬埔寨周萨神庙北塔门修复前后

2006－2007年实施的蒙古博格达汗宫博物馆门前区修复工程是继1957年兴仁寺和博格达汗宫保护修复工程以来援助蒙古国第二个文物保护工程，为此后中蒙两国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继续深入交流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21世纪初至今，伴随国家能力建设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国际交往的增多，援外文物保护工程持续推进，涉及国别增多，经费投入加大，国际影响不断扩大。

柬埔寨吴哥古迹茶胶寺总平面图

从周萨神庙到茶胶寺修复项目（ 2010－2018年），再到位于吴哥古迹核心区的王宫遗址修复项目（2019－2030年）的开展，在多国文化遗产保护队伍林立的吴哥，经过20多年薪火相传的不懈努力，充分显示了参与吴哥保护20余年的中国队终于站在了这块舞台中央。2017－2018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柬方合作开展了崩密列寺建筑考古和典型建筑修复试验研究，为今后的保护修复奠定了良好基础。从2014年起，中国与印度共同担任柬埔寨柏威夏寺保护国际协调委员会联合主席国，柬方强烈希望中国相关专业机构承担柏威夏寺的一、二、三号塔门的保护和研究工作。

目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正逐步对柏威夏寺开展前期调查和研究，使之成为极具潜力的援外储备项目。凭借踏实的态度与担当精神，中国在吴哥古迹国际保护的舞台上逐渐由最早的倡导者、参与者变为引领者。中国援助柬埔寨吴哥保护项目的成功，加快了我国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走向世界的步伐，拓展了文物保护科学研究的领域，推动了包括考古在内相关学科学术研究的深化。

2014－2016年完成的蒙古科伦巴尔古塔保护修复项目是中蒙两国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合作。2017－2019年完成的援助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历史文化遗迹修复项目是中国在中亚地区开展的首个文化遗产保护援助项目，有效地保护了希瓦古城遗产本体，极大地改善了古城周边环境整治与设施，带动了生态保护和环境优化，提高了居民的幸福感，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把绵延不绝的丝绸之路精神彰显得淋漓尽致。此外，西北大学考古团队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的考古学家合作，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南部的西天山西端区域开展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2009－2019年），古代康居和月氏考古学文化遗存的特征及分布范围得到初步确认，丝绸之路考古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和进展，揭示了2000多年前中乌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篇章。

古丝绸之路上的希瓦古城位置

2015年4月和2016年8月尼泊尔和缅甸相继发生大地震，给两国的文化遗产造成严重损毁。雪中送炭方显患难见真情。中国援助尼泊尔加德满都杜巴广场九层神庙项目（2017－2022年）是中国在尼开展的首个大型援外文物项目，目前九层神庙主体部分的修复已完成大半，在震中损毁的东北角塔获得重生，维修效果得到尼方的认同，又将努瓦科特杜巴广场王宫修复一期项目（2020－2024年）委托给中国。

援助缅甸蒲甘古城他冰瑜佛塔震后保护修复项目（2018－2030年）是近几年来中国对外援助资金投入最大的文化遗产援助项目，现已完成佛塔加固支护工作，赢得了缅方的高度赞誉。此外，技术支持蒲甘古城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也得到了两国政府的支持和该国民众的衷心拥护，正在续写着古城和中国的特殊缘分，共绘中缅文明交流互鉴的崭新画卷。

援人以鱼不如援人以渔。通过联合考古、援外工程项目实施，中国队在境外以项目为纽带，为受援国培养了项目管理、技术人员、保护工人等多类型专业人员；在国内通过多种资金来源，与各级单位保持密切联系，开展学术交流。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为例，利用意大利政府捐赠和国家文物局配套资金， 2004年和2007年实施了两期中意合作文物保护修复培训项目，先后有近百位中意两国专家参与培训，在7个专业领域培训了逾120位专业技术人员，取得了良好的培训效果。

除了援外文物保护工程项目外，技术咨询支持和科研合作项目也是我国援外文物保护国际合作的又一类有效途径，一些援外文物保护和赴外考古项目同样值得关注。如，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省文化遗产研究院合作的塞尔维亚巴契遗址申报世界遗产项目（2018－2019年），东南大学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总部合作的缅甸妙乌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基础工作项目（2017－2019年）等，我国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支持肯尼亚、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埃及和蒙古等国家的考古遗址保护利用、馆藏文物数字化保护、考古与文物保护机构建设和技术合作项目是我国援外文物保护国际合作领域的有效拓展。如，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肯尼亚国家博物馆合作，于2010－2014年实施的肯尼亚拉穆群岛地区考古项目是中国商务部援外事业经费（专项无偿援助款0.2亿元人民币）支持的第一个文化类援外项目，在项目内容、经费投入和项目管理等方面具有开创意义。

截至目前，我国援外文物保护工程项目实施进展良好。从不同历史阶段立项实施数量、受援国与保护修复对象、资金来源渠道、项目类别与管理模式、实施单位与规范标准等，都值得总结分析，以便为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文物援外工作提供技术和管理参考，为相关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从近70年来我国的援外文物保护工程项目数量看，1949－1989年的40年间仅开展过援助蒙古国古建筑修复项目1项，且内容单一；从1990年以来至目前阶段，援外文物保护工程项目增多，涉及蒙古、柬埔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尼泊尔、缅甸等6个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已竣工项目5项，在施项目4项，计划开展的储备项目2项，另有技术咨询项目数项。

项目实施技术单位从过去仅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极少数文保机构承担，发展到如今多家文物机构的参与。项目管理方面也越来越严格规范，监督管理制度逐步健全，建设工程监理制度成功引入援外文物保护项目中，成套项目管理制度对基本建设工程和援外文物保护工程项目的融合协调管理与健康规范运行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从已竣工和立项的既有援外文物保护工程项目内容看，保护修复对象基本分为两类：一是常规的长期劣化破坏甚至存在濒危风险的重要文物古迹，如吴哥古迹周萨神庙、茶胶寺、王宫遗址，蒙古兴仁寺、博格达汗宫、科伦巴尔古塔等，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等；二是受地震等自然灾害损毁的重要文物古迹，如尼泊尔加德满都杜巴广场九层神庙、努瓦科特杜巴广场王宫，缅甸蒲甘古城他冰瑜佛塔等。

尼泊尔加德满都杜巴广场九层神庙建筑群震后和维修中

从援外文物保护工程项目的资金来源渠道和支持路径来看，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即财政部专项资金、国家文物局外事资金和商务部援外项目资金。从不同的历史阶段和项目资金需求量大小来看，援助蒙古国项目由国家文物局外事资金拨付支持，项目资金量相对较少，也较为有限；援助柬埔寨周萨神庙项目由财政部专项拨款支持；其余项目均由商务部从援外事业资金中立项支持。截至目前，援外文物保护工程项目合同投资额为人民币5亿多元（含肯尼亚考古项目0.2亿元），虽然与援外基本建设工程资金量无法相比，但从任务实施效果和社会效益综合考量，是性价比较高的援助项目。

随着文物国际合作领域不断拓宽，援助模式有两个重要变化：一是项目从单一的文物保护项目走向多元，涵盖古迹保护修复、文物技术合作（含联合考古、世界遗产申报技术咨询）、文物展览交流利用、人才培养等，如非洲文物保护修复培训班、东盟国家文博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等，这些涉外培训班无疑进一步加强了非洲、东盟国家与中国在文博领域的合作交流；二是从双边走向国际多边合作，如积极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参与濒危遗产吴哥古迹、柏威夏寺、震后抢修尼泊尔加德满都杜巴广场和缅甸蒲甘古城等文物古迹修复等，承担大国责任。

援外文物保护国际合作给我们带来的实际意义值得总结。通过援外项目丰富了中国与邻国关系的层次，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风貌，加强了对受援国乃至周边国家历史考古和文化遗产的学习，加强了与国际文物保护领域前进的同步性，培养了队伍、丰富了经验、增强了自信。总之，援外文物保护国际合作项目同样也要“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至少要达到以下几个层次的工作目标，这些直接或间接目标在既有项目中都有较好体现：

首先，尊重、关心和维护他国的文化遗产。通过援外文物保护修复务实项目，使受援国历史古迹得到科学保护修复，并开展相关学术研究，客观、科学认识援外项目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文物古迹内涵，全面深入地了解项目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现状，不片面认识甚至歪曲历史真实，真正了解文明多样性，保护文化多样性，实现文明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相互启迪，助力可持续发展。

开展国际文物保护修复和联合考古研究，从人文交往原则来说，要坚持平等交流、民心相通；从学科专业角度，同样要坚持尊重历史、科学客观研究的全球视野和精神，修复依据和研究结果要准确、科学，不能以偏概全、歪曲历史，也不能主观臆断搞片面化。西方人评说东方历史的一些历史例证必须铭记，如把古丝绸之路上的佛寺建筑遗址复原成清真寺，有的认为高棉建筑艺术既隶属于希腊建筑，也隶属于哥特建筑等，这些对于他国历史古迹的不恰当认识和修复归根结底是由于对世界文明多样性的不够尊重。

其次，通过务实合作，实现平等互赢。与国际文物保护行业开展合作交流和平等对话，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多家机构以及国内多家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持续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拓宽文物国际合作领域，加强国际文保技术合作，培养适应国际化需求的复合型人才，使受援国文物保护技术力量得到提升，开拓国际视野，不断发展我国国际文物保护力量，增强自身文物保护能力，提高文物保护研究国际地位和话语权，深度参与国际文物领域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

第三，服务建设“一带一路”，服务国家外交大局，推动文物国际交流合作，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丰富援外工作内涵和外延，发挥文物工作易于民心相通的独特作用，为国际关系稳固发展添力，使受援国知华友华，中外世代友好。

近年来文物对外交流工作紧密围绕元首外交，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建设，深度参与文化遗产国际治理，统筹服务全国文物行业“走出去”“引进来”，针对亚洲和非洲等国家的援外文物保护工程、联合考古、跨境文化研究等项目，因其在文化交流和外交方面的特殊作用已经受到国家高度重视。至今为止，文物援外和联合考古项目已在周边国家形成较为完整的项目链，其中的历史古迹保护修复涉及6国、10个项目，为“一带一路”文化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而其中针对中南半岛国家历史遗迹的保护修复和联合考古发展尤为迅速。

图片资料来源：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国际文物保护研究与合作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