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历史文化遗产的重大考古发现
日期：2010-05-18 访问量：5430 文章来源：Admin
镇江双井路考古发现的宋元仓储遗迹和元代石拱桥2009年镇江市政府启动了“双井路片区旧城改造”项目，该建设项目占地20公顷，位于古运河入江口的东岸地带，是古代江、河交汇的地方，也是镇江历史文化遗产埋藏丰富的地区。为抢救和保护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2009年8月至2010年1月，镇江博物馆考古人员配合对该区域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先后发现了宋、元仓储遗迹、元代石拱桥。
一、元代石拱桥遗迹
为单拱石桥，大致呈南北向，桥体全长38米，宽8~9米，桥拱跨径8.7米。桥拱早年坍塌，桥体仅存南北两侧桥墩以及残缺的桥拱石。现存桥墩高6米，桥面与桥墩结合处窄、两端桥头宽，由长0.5~1.6米、宽0.25~0.5米、厚0.25~0.3米不等的块石平砌而成。桥墩底部有成排的木桩，直径10~12厘米，用以支撑桥墩墙体；桥墩内侧下层铺块石作为基础，其上用碎砖和黄土加以夯实，桥拱亦用块石砌造，尺寸约为1.5~2.2米、宽0.3米、厚0.3米。上下之间的拱石榫卯相接，横向之间的拱石用鉄铸蝶形锁扣相连以加固。桥面中间铺东西向条石，桥面边缘条石为南北向。部分桥面条石上有方形孔槽及车辙痕迹。
元《至顺镇江志》载：“拖板桥，在今大军仓前，旧名浮桥。天历二年（1329年）废。至顺二年（1331年）重建。”明代以后又经多次重修，至清代后期已经几乎成了“旱桥”，“桥下土积如丘阜矣”。后被尘土掩埋，徒有“拖板桥”而已。此次考古发现的元代石拱桥遗迹，始筑于元末明初，历明、清两代，至近代废弃，与文献记载基本相吻合，应为文献记载中的拖板桥。
二、宋、元仓储遗迹
宋、元仓储遗迹的考古发掘工作自2009年11月14日至2010年1月8日。发掘探沟16条、探方2个，发掘面积约600平方米，发现宋、元仓储遗迹13（其中12、13号仓，在2006年考古勘探时发现夯土台基和砖墙，当时认为是房屋，本次考古发现粮仓以后，确认为粮仓）座、道路一条。
仓储遗迹位于拖板桥以北，南北总长约200米，东西宽也不少于200米，占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仓储遗迹分北宋、南宋和元代三个时期，布置十分规整。北宋粮仓两座，即1、2号仓房，在元代石拱桥的北侧。南北向排列。其建筑方法是先堆积土台进行夯打，形成仓房地面，四周砌筑砖墙，形成仓房，内部以木柱隔开形成不同的仓间（即敖）。南宋粮仓10座，即3—7、9—13号仓房，分布在北宋粮仓的北面，中间被一条南北向、长约200米的宋元时期的道路隔开，以宋元道路为中轴线对称分布，南北向依次排列。其建筑方法和北宋相同，不同的是粮仓内的地面发现有青砖铺地，地面发现有大量的柱础石，和北宋粮仓一样，也是分隔成不同的仓间，在有些仓间还发现有用青砖砌筑的用以方便进出仓间的坡道。元代粮仓一座，即8号仓，叠压在北宋2号仓的北部，其建筑方法和北宋相同。在粮仓的东面还发现有南北向青砖建筑的围墙（回廊）遗迹，推测当时的粮仓应该是四周封闭的。
北宋粮仓，即一、二号仓（F1、F2）：位于考古发现的元代石拱桥北面、本次发现仓储遗迹的最南面。方向204°，两者间距为4米，其台基整体夯筑形成。二号仓保存较为完整，因此对其进行了重点解剖。
二号仓平面呈长方形，台基高约0.2米，进深25.2米，发掘揭示部分东西面阔约89米。根据勘探资料，二号仓向西还要延伸20米左右，面阔可达110米上下，面积约2772平方米。
台基外侧砌砖墙，东侧台基墙宽约0.4米，共4层，高约0.28米；内侧砖墙宽约1.7米、残高约0.35米，砖墙用青砖错缝平砌。南北台基保存较差，南侧仅存外侧砖墙，北侧仅在东端保留有1.3米，墙宽约1.3米，残留2层，高约0.15米。
台基面上共发现磉墩70个，重点解剖2处。磉墩平面为方形，截面呈倒梯形，口宽约2米，底宽约1.5米，深约1.5米，磉墩用黄土夯筑形成，夯层厚5~8厘米，土质纯净，十分密实。柱础石大致呈正方形，边长65~100厘米。
仓东部27米为一个单元，由一道南北向砖墙分隔，砖墙宽约1.75米，两侧较工整，中间用平砖填筑。这一单元内柱础石保留较多，由柱础石及磉墩分布状态可知，仓的东部分为东西向6间，南北向亦6间，每间面阔约4.5米、进深约3.9米。由此向西，虽仍见磉墩，但柱础石已不存。
在台基面上有一百五十余块小石块，大致呈东西向排列，每排间距约0.7米，石块块径最大40厘米，形状不规则，顶面加工平整，高于台基面5~8厘米。推测可能为防潮木板的支垫。
考古勘探发现一号仓其面阔和进深与二号仓相同，面积约2772平方米。
一、二号仓用砖多为残砖。除一部分为宋代青砖外，其余用砖多为唐代，部分砖端面模印文字，均阳文。文字内容中一类含有“官”字，如“官”“官大”“官记”“官己”；一类为地名＋人名，地名有：润州、长州（洲）、 晋陵、昆山县、嘉兴县、江阴、武进、从政乡等；其他如“砌城砖”“上”“中”“千”“南郭门”“十里牌窑”等。与镇江唐代罗城城垣砖的尺寸大小一致，文字内容相同，推测应该是拆除唐代罗城北垣城砖，用以建筑粮仓。
三至七号仓、九至十一号仓（F3—F7、F9—F11）为南宋时期，即文献记载的宋代转般仓遗迹。位于二号仓以北，方向202°，间距5.9~6米，以宋、元时期的道路为中轴线，东西两侧由南向北依次排列，布局规整。台基进深约17.7米，间距5.9~6米 。仓的格局、用砖规格、台基筑法相近，应属同期建筑。此次重点发掘了五号仓，揭示出台基面及台基墙、坡道遗迹。
五号仓平面呈长方形，台基用灰黄色土夯筑而成，外侧用砖、石包砌台基墙。台基高约0.5米，进深约17.7米。东侧被现代地层打破，台基残留长度77米，由踏道位置推测面阔约87米面积约1540平方米。
五号仓外侧地面呈东高西低之缓坡势，南侧及西侧发现5处踏道。南侧4处，东西向排列，间距为17.7~20.5米；西侧1处，位于偏南侧，正对廊的位置。踏道斜度约13°，进深1.56~1.7米，宽度约2.55~2.7米。
台基分东西两部分，西侧部分东西长约43.5米，保留较为完整。
台基夯土厚0.4~0.5米，加筑夯土厚约0.15米。加筑台基面上局部保留有铺地砖，砖狭长形，一层，错缝立砌。
台基面上保留柱础石23块，柱础石为石灰岩质，形状规整，边长约62厘米。多数柱础石顶面上有正方形孔，孔边长约11厘米，深8厘米，由此可知柱端有榫头。
柱础石分为两个时期。属于早期的有7块，顶面略低，位置向西北偏约0.6米。磉墩口宽约0.65米，深约0.15米，由黄土夹砖瓦夯筑而成。晚期柱础石16块，磉墩口宽0.8~1米，深0.6~0.8米，由一层土夹一层瓦片逐层夯筑而成。
晚期柱础石布置十分规整，由其位置可知五号仓西半部南北5间，东西10间，东西向以两个踏道又分为两个单元；每间面阔约4.05米，进深约3.15米。其中最南侧一间位置正对五号踏道，用砖平铺一层作铺地砖，应为廊的位置。
与北宋粮仓不同的是，南宋粮仓均为宋代素面青砖。
八号仓遗迹（F8），筑于元代，即文献记载的元代大军仓遗迹。位于宋元道路东侧，方向202°，位于三号仓南侧，叠压于二号仓之上，发现仓基夯土及南北两层包砖墙。上半部在建筑取土过程中已挖去，顶部已不存。平面呈长方形，进深17.5米，面阔50米以上，面积约875平方米。其基础整体堆筑形成。土黄泛褐色，粉土质，纯净。向东未揭示 。南北向磉墩6排，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均口大底小，口宽1~2米，残留深度约0.9米，磉墩用一层土、一层砖瓦夯筑而成，土层厚10~15厘米，砖瓦层厚约5厘米。为素面建筑。
三、宋元道路遗迹
道路遗迹在TG2及TG8中有所发现，大致呈南北向，东西宽约5米，南北长约200米，其方向与考古发现的元代拖板桥大致相对，由黄土夯打而成。道路南端近拖板桥处已被晚期地层打破。路基夯土与南宋仓基夯土相一致。路的南段打破北宋时期的一、二号粮仓，中、北段为南宋粮仓的中轴线，将南宋粮仓分为东西两部分。路的东侧为三至七号仓，西侧为九至十一号仓。
四、运河
现运河在拖板桥以西约100米处折向东南，考古初步勘探发现，元代运河从现运河转弯处一直向东，经过拖板桥逶迤东去，河道宽度约10米左右，而宋代运河在元代运河的南面约5、6米处，宋元运河河道有部分重叠。
关于拖板桥在元代以前的历史，在相关志载记录有：“嘉定前，此闸（腰闸）已废，今河侧有石刻云‘腰闸至转般仓前拖板桥，长一百九十丈，河面阔十丈’。”表明桥与闸在南宋嘉定之前已经存在，并且其时桥已冠名“拖板桥”，而所谓旧名“浮桥”的年代应可能比南宋还早。说明拖板桥在唐宋时期是镇江城里跨运河的—座重要桥梁。及至明代，随着大军仓被改名镇西仓，仓前的拖板桥也改称镇西桥。明代《正德丹徒县志》载：“明正统中（1436-1449）侍郎周忱、郡守郭济重建。”清《嘉庆丹徒县志》又载：“康熙初（1662年）耆民高拱斗重修。”而此桥至清代后期已经几乎成了“旱桥”，“桥下土积如丘阜矣”。再后来终于被尘土掩埋。
转般仓，宋代设置，《嘉定镇江志》载：“宋绍兴七年，运司向子諲乞置仓，以转般为名”。元代为大军仓，《至顺镇江志》载：“大军仓，在程公下壩北，前临潮河，后枕大江，即旧转般仓也。拖板桥，在今大军仓前”。本次考古发现的元代石拱桥、宋元时期的粮仓，与文献记载相一致。
隋代开凿江南运河，“自京口至余杭(今杭州)，八百余里”。从此，南北大运河全线贯通。京口（镇江）位于长江与大运河的交汇处，成为十字水道上的枢纽港。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镇江的地位更加重要，不仅要把长江中下游的漕粮中转到临安，还要向两淮转输军饷。据文献记载，经镇江中转的漕粮每年约为319万斛，占各路漕米总数的68％。
南宋在镇江设有大型粮仓即转般仓，专为供应江淮战场的军队用粮。转般仓前临漕河，后枕大江。规模最大时，盖有仓敖七十四座，可储粮百万石。元改名大军仓。明代又改称镇西仓，“以受本府官民租粮”。清代以后，虽然粮仓废置，但此处仍保留了粮米仓的巷名。
漕河，元《至顺镇江志》卷七“山水”载：“漕渠水，自江口至南水门九里，又南至吕城堰百二十四里。秦凿丹徒、曲阿，隋穿使广，唐引练湖灌注。淳祐中，修湖复闸，辟淤而深。皇朝(元)至元、大德间，屡募民淘浅，泰定初，复加浚治。”这里很清楚地看出，元代漕渠镇江城里段，“自江口至南水门九里”。历史上唐、宋、元时期，镇江的运河是穿城而过，入江口有大京口和小京口两条水道。大京口为隋唐故道，走向与今中华路上下重叠；小京口又名新河，开凿于北宋天圣七年（1029年）。两河在上河边外合流，又向东经拖板桥逶迤曲折，穿过市区。 到明清时，镇江城城墙收缩成周长仅九至十二里，而大运河的使命则改由后开的城墙外绕城的护城河南段与西段承担(东、北段称城壕)。大运河由穿城而过改为绕城而行，在城南的城墙外流过，由东向西再折向北从城西的城墙外流入长江。大运河这时负起既护城又运输的双重功能。本次考古勘探发现，宋代运河在元代拖板桥以南，大致呈东西走向，与现运河走向略有变动。
镇江双井路片区考古发现的宋、元仓储遗迹和元代石拱桥，前临宋元时期的运河，后枕长江，规模宏大，布局规整。运河、石桥、仓储、长江，四者有机一体，共同构成大运河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运河文化遗产的重大发现。
一、元代石拱桥遗迹
为单拱石桥，大致呈南北向，桥体全长38米，宽8~9米，桥拱跨径8.7米。桥拱早年坍塌，桥体仅存南北两侧桥墩以及残缺的桥拱石。现存桥墩高6米，桥面与桥墩结合处窄、两端桥头宽，由长0.5~1.6米、宽0.25~0.5米、厚0.25~0.3米不等的块石平砌而成。桥墩底部有成排的木桩，直径10~12厘米，用以支撑桥墩墙体；桥墩内侧下层铺块石作为基础，其上用碎砖和黄土加以夯实，桥拱亦用块石砌造，尺寸约为1.5~2.2米、宽0.3米、厚0.3米。上下之间的拱石榫卯相接，横向之间的拱石用鉄铸蝶形锁扣相连以加固。桥面中间铺东西向条石，桥面边缘条石为南北向。部分桥面条石上有方形孔槽及车辙痕迹。
元《至顺镇江志》载：“拖板桥，在今大军仓前，旧名浮桥。天历二年（1329年）废。至顺二年（1331年）重建。”明代以后又经多次重修，至清代后期已经几乎成了“旱桥”，“桥下土积如丘阜矣”。后被尘土掩埋，徒有“拖板桥”而已。此次考古发现的元代石拱桥遗迹，始筑于元末明初，历明、清两代，至近代废弃，与文献记载基本相吻合，应为文献记载中的拖板桥。
二、宋、元仓储遗迹
宋、元仓储遗迹的考古发掘工作自2009年11月14日至2010年1月8日。发掘探沟16条、探方2个，发掘面积约600平方米，发现宋、元仓储遗迹13（其中12、13号仓，在2006年考古勘探时发现夯土台基和砖墙，当时认为是房屋，本次考古发现粮仓以后，确认为粮仓）座、道路一条。
仓储遗迹位于拖板桥以北，南北总长约200米，东西宽也不少于200米，占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仓储遗迹分北宋、南宋和元代三个时期，布置十分规整。北宋粮仓两座，即1、2号仓房，在元代石拱桥的北侧。南北向排列。其建筑方法是先堆积土台进行夯打，形成仓房地面，四周砌筑砖墙，形成仓房，内部以木柱隔开形成不同的仓间（即敖）。南宋粮仓10座，即3—7、9—13号仓房，分布在北宋粮仓的北面，中间被一条南北向、长约200米的宋元时期的道路隔开，以宋元道路为中轴线对称分布，南北向依次排列。其建筑方法和北宋相同，不同的是粮仓内的地面发现有青砖铺地，地面发现有大量的柱础石，和北宋粮仓一样，也是分隔成不同的仓间，在有些仓间还发现有用青砖砌筑的用以方便进出仓间的坡道。元代粮仓一座，即8号仓，叠压在北宋2号仓的北部，其建筑方法和北宋相同。在粮仓的东面还发现有南北向青砖建筑的围墙（回廊）遗迹，推测当时的粮仓应该是四周封闭的。
北宋粮仓，即一、二号仓（F1、F2）：位于考古发现的元代石拱桥北面、本次发现仓储遗迹的最南面。方向204°，两者间距为4米，其台基整体夯筑形成。二号仓保存较为完整，因此对其进行了重点解剖。
二号仓平面呈长方形，台基高约0.2米，进深25.2米，发掘揭示部分东西面阔约89米。根据勘探资料，二号仓向西还要延伸20米左右，面阔可达110米上下，面积约2772平方米。
台基外侧砌砖墙，东侧台基墙宽约0.4米，共4层，高约0.28米；内侧砖墙宽约1.7米、残高约0.35米，砖墙用青砖错缝平砌。南北台基保存较差，南侧仅存外侧砖墙，北侧仅在东端保留有1.3米，墙宽约1.3米，残留2层，高约0.15米。
台基面上共发现磉墩70个，重点解剖2处。磉墩平面为方形，截面呈倒梯形，口宽约2米，底宽约1.5米，深约1.5米，磉墩用黄土夯筑形成，夯层厚5~8厘米，土质纯净，十分密实。柱础石大致呈正方形，边长65~100厘米。
仓东部27米为一个单元，由一道南北向砖墙分隔，砖墙宽约1.75米，两侧较工整，中间用平砖填筑。这一单元内柱础石保留较多，由柱础石及磉墩分布状态可知，仓的东部分为东西向6间，南北向亦6间，每间面阔约4.5米、进深约3.9米。由此向西，虽仍见磉墩，但柱础石已不存。
在台基面上有一百五十余块小石块，大致呈东西向排列，每排间距约0.7米，石块块径最大40厘米，形状不规则，顶面加工平整，高于台基面5~8厘米。推测可能为防潮木板的支垫。
考古勘探发现一号仓其面阔和进深与二号仓相同，面积约2772平方米。
一、二号仓用砖多为残砖。除一部分为宋代青砖外，其余用砖多为唐代，部分砖端面模印文字，均阳文。文字内容中一类含有“官”字，如“官”“官大”“官记”“官己”；一类为地名＋人名，地名有：润州、长州（洲）、 晋陵、昆山县、嘉兴县、江阴、武进、从政乡等；其他如“砌城砖”“上”“中”“千”“南郭门”“十里牌窑”等。与镇江唐代罗城城垣砖的尺寸大小一致，文字内容相同，推测应该是拆除唐代罗城北垣城砖，用以建筑粮仓。
三至七号仓、九至十一号仓（F3—F7、F9—F11）为南宋时期，即文献记载的宋代转般仓遗迹。位于二号仓以北，方向202°，间距5.9~6米，以宋、元时期的道路为中轴线，东西两侧由南向北依次排列，布局规整。台基进深约17.7米，间距5.9~6米 。仓的格局、用砖规格、台基筑法相近，应属同期建筑。此次重点发掘了五号仓，揭示出台基面及台基墙、坡道遗迹。
五号仓平面呈长方形，台基用灰黄色土夯筑而成，外侧用砖、石包砌台基墙。台基高约0.5米，进深约17.7米。东侧被现代地层打破，台基残留长度77米，由踏道位置推测面阔约87米面积约1540平方米。
五号仓外侧地面呈东高西低之缓坡势，南侧及西侧发现5处踏道。南侧4处，东西向排列，间距为17.7~20.5米；西侧1处，位于偏南侧，正对廊的位置。踏道斜度约13°，进深1.56~1.7米，宽度约2.55~2.7米。
台基分东西两部分，西侧部分东西长约43.5米，保留较为完整。
台基夯土厚0.4~0.5米，加筑夯土厚约0.15米。加筑台基面上局部保留有铺地砖，砖狭长形，一层，错缝立砌。
台基面上保留柱础石23块，柱础石为石灰岩质，形状规整，边长约62厘米。多数柱础石顶面上有正方形孔，孔边长约11厘米，深8厘米，由此可知柱端有榫头。
柱础石分为两个时期。属于早期的有7块，顶面略低，位置向西北偏约0.6米。磉墩口宽约0.65米，深约0.15米，由黄土夹砖瓦夯筑而成。晚期柱础石16块，磉墩口宽0.8~1米，深0.6~0.8米，由一层土夹一层瓦片逐层夯筑而成。
晚期柱础石布置十分规整，由其位置可知五号仓西半部南北5间，东西10间，东西向以两个踏道又分为两个单元；每间面阔约4.05米，进深约3.15米。其中最南侧一间位置正对五号踏道，用砖平铺一层作铺地砖，应为廊的位置。
与北宋粮仓不同的是，南宋粮仓均为宋代素面青砖。
八号仓遗迹（F8），筑于元代，即文献记载的元代大军仓遗迹。位于宋元道路东侧，方向202°，位于三号仓南侧，叠压于二号仓之上，发现仓基夯土及南北两层包砖墙。上半部在建筑取土过程中已挖去，顶部已不存。平面呈长方形，进深17.5米，面阔50米以上，面积约875平方米。其基础整体堆筑形成。土黄泛褐色，粉土质，纯净。向东未揭示 。南北向磉墩6排，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均口大底小，口宽1~2米，残留深度约0.9米，磉墩用一层土、一层砖瓦夯筑而成，土层厚10~15厘米，砖瓦层厚约5厘米。为素面建筑。
三、宋元道路遗迹
道路遗迹在TG2及TG8中有所发现，大致呈南北向，东西宽约5米，南北长约200米，其方向与考古发现的元代拖板桥大致相对，由黄土夯打而成。道路南端近拖板桥处已被晚期地层打破。路基夯土与南宋仓基夯土相一致。路的南段打破北宋时期的一、二号粮仓，中、北段为南宋粮仓的中轴线，将南宋粮仓分为东西两部分。路的东侧为三至七号仓，西侧为九至十一号仓。
四、运河
现运河在拖板桥以西约100米处折向东南，考古初步勘探发现，元代运河从现运河转弯处一直向东，经过拖板桥逶迤东去，河道宽度约10米左右，而宋代运河在元代运河的南面约5、6米处，宋元运河河道有部分重叠。
关于拖板桥在元代以前的历史，在相关志载记录有：“嘉定前，此闸（腰闸）已废，今河侧有石刻云‘腰闸至转般仓前拖板桥，长一百九十丈，河面阔十丈’。”表明桥与闸在南宋嘉定之前已经存在，并且其时桥已冠名“拖板桥”，而所谓旧名“浮桥”的年代应可能比南宋还早。说明拖板桥在唐宋时期是镇江城里跨运河的—座重要桥梁。及至明代，随着大军仓被改名镇西仓，仓前的拖板桥也改称镇西桥。明代《正德丹徒县志》载：“明正统中（1436-1449）侍郎周忱、郡守郭济重建。”清《嘉庆丹徒县志》又载：“康熙初（1662年）耆民高拱斗重修。”而此桥至清代后期已经几乎成了“旱桥”，“桥下土积如丘阜矣”。再后来终于被尘土掩埋。
转般仓，宋代设置，《嘉定镇江志》载：“宋绍兴七年，运司向子諲乞置仓，以转般为名”。元代为大军仓，《至顺镇江志》载：“大军仓，在程公下壩北，前临潮河，后枕大江，即旧转般仓也。拖板桥，在今大军仓前”。本次考古发现的元代石拱桥、宋元时期的粮仓，与文献记载相一致。
隋代开凿江南运河，“自京口至余杭(今杭州)，八百余里”。从此，南北大运河全线贯通。京口（镇江）位于长江与大运河的交汇处，成为十字水道上的枢纽港。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镇江的地位更加重要，不仅要把长江中下游的漕粮中转到临安，还要向两淮转输军饷。据文献记载，经镇江中转的漕粮每年约为319万斛，占各路漕米总数的68％。
南宋在镇江设有大型粮仓即转般仓，专为供应江淮战场的军队用粮。转般仓前临漕河，后枕大江。规模最大时，盖有仓敖七十四座，可储粮百万石。元改名大军仓。明代又改称镇西仓，“以受本府官民租粮”。清代以后，虽然粮仓废置，但此处仍保留了粮米仓的巷名。
漕河，元《至顺镇江志》卷七“山水”载：“漕渠水，自江口至南水门九里，又南至吕城堰百二十四里。秦凿丹徒、曲阿，隋穿使广，唐引练湖灌注。淳祐中，修湖复闸，辟淤而深。皇朝(元)至元、大德间，屡募民淘浅，泰定初，复加浚治。”这里很清楚地看出，元代漕渠镇江城里段，“自江口至南水门九里”。历史上唐、宋、元时期，镇江的运河是穿城而过，入江口有大京口和小京口两条水道。大京口为隋唐故道，走向与今中华路上下重叠；小京口又名新河，开凿于北宋天圣七年（1029年）。两河在上河边外合流，又向东经拖板桥逶迤曲折，穿过市区。 到明清时，镇江城城墙收缩成周长仅九至十二里，而大运河的使命则改由后开的城墙外绕城的护城河南段与西段承担(东、北段称城壕)。大运河由穿城而过改为绕城而行，在城南的城墙外流过，由东向西再折向北从城西的城墙外流入长江。大运河这时负起既护城又运输的双重功能。本次考古勘探发现，宋代运河在元代拖板桥以南，大致呈东西走向，与现运河走向略有变动。
镇江双井路片区考古发现的宋、元仓储遗迹和元代石拱桥，前临宋元时期的运河，后枕长江，规模宏大，布局规整。运河、石桥、仓储、长江，四者有机一体，共同构成大运河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运河文化遗产的重大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