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0 届大会于2016 年7 月10 日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来自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和各大国际组织的800 余名代表参加。会议原定议程11 天，审议包括世界遗产保护状况和申报项目在内的15 项议题，但由于7 月15 日晚爆发的土耳其国内政变，大会暂停一天后决定压缩议程。在完成了所有世界遗产申报项目的审议后，于17 日提前结束。余下的议程将于10 月份在巴黎召开特别会议进行审议。2017 年第41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将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召开。

      大会由土耳其外交部文化事务与对外宣传总干事、大使Lale Uelker 女士担任主席。五个副主席来自黎巴嫩、秘鲁、菲律宾、波兰和坦桑尼亚，分别代表阿拉伯、拉美、亚太、欧洲和非洲地区。本届大会21个委员国构成如下：安哥拉、阿塞拜疆、布基纳法索、古巴、科威特、突尼斯、坦桑尼亚、津巴布韦、印度尼西亚、黎巴嫩、克罗地亚、土耳其、芬兰、牙买加、越南、哈萨克斯坦、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韩国。

      本届大会共审议27 项申报项目，最终产生21 项新的世界遗产，其中文化遗产12项，混合遗产3 项，自然遗产6 项。至此，全球世界遗产总数达到1052项，其中文化遗产814 项，自然遗产203 项，混合遗产35项。大会对现有155 处世界遗产的保护状况进行了审议。本届《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增加了8 项，除名1 项，总数为55 项。大会的第一天，《世界遗产公约》迎来了第192 个缔约国——南苏丹，该国也是非洲第40 个缔约国。同日，大会通过了《保护世界遗产伊斯坦布尔宣言》。

      本届大会上，中国的广西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和湖北神农架分别作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0 处。本次保护状况审议涉及我国文化遗产的有五处：曲阜孔府孔庙孔林、拉萨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武当山历史建筑群、中国大运河和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由于中国及时有效地回应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决议中的要求，前四项遗产在大会上未经审议直接通过；而丝绸之路跨国项目的审议，中国作为国际协作和保护管理的典范，得到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和咨询机构的高度赞赏。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刘曙光率领中国文化遗产代表团参加了本次大会，并代表中国政府发言，感谢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广西左江花山岩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表达了中国政府保护和管理好这处新的世界遗产的决心。他同时感谢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当地民众为保护这处世界遗产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刘曙光在发言中谴责了在法国尼斯发生的恐怖袭击，对遇害者及其家属表示慰问，并高度赞赏了土耳其政府通过承办这次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向全世界表达出的打击恐怖主义活动的决心。会议期间，刘曙光还与本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Lale lker 大使、世界遗产中心主任Mechtild R ssler 博士、ICOMOS、ICCROM 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和缔约国代表进行了友好交流，并以多种方式宣传展示我国的文化遗产及其保护。

本届大会的主旋律：反恐

      开幕式上，联合国教科文总干事、土耳其总理、副总理、文化旅游部部长等政要致辞都强调：在对生命和人类共同遗产的恐怖袭击频发的今天，世界遗产体现的人文精神和普世意义显得尤为重要,也更应发挥其超越政治和国界的凝聚力及其促进和平与对话的作用。联合国教科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女士在发言中说到世界遗产承载着一个“革命性的理念”，即“不同文化和信仰的人可以因突出普遍价值团结在一起。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世界遗产被破坏，都将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伤害和削弱，即使这处遗产属于其他地区、时代、宗教、文化……”开幕式上，土耳其著名的苏菲音乐家Kudsi Ergüner 也被授予联合国和平音乐家的称号。

      类似的国际援助也在伊拉克和利比亚等国家展开。在目前《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中，涉及武装冲突地区的有32 处，占全球总数的2/3，战争和恐怖分子的直接破坏，以及战争导致的保护和管理体系瘫痪、资源严重匮乏，以及国际援助因安全因素无法及时抵达，是这些地区遗产破坏的主要因素。

      自上届波恩会议后UNESCO 继续在联合国安理会2199 决定框架下实施“为遗产而联合”计划，以抢救、记录、人道主义和技术援助、向国际社会广泛宣传等方式支援大马士革、阿勒颇和帕尔米拉古城等叙利亚六处濒危世界遗产的保护。此次大会通过的《保护世界遗产伊斯坦布尔宣言》也强调了团结起来反对恐怖主义破坏的重要性。

世界遗产申报的特点

现代主义建筑遗产的盛会

      本届大会有多达3 项现代主义建筑遗产申报，分别是7 国联合申报的“勒·柯布西耶建筑作品：对现代主义的杰出贡献”、巴西的“潘普利亚现代建筑群”和美国的“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主要现代建筑作品”。前2 项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赖特的项目虽然在本届大会上并未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委员会一致认为该项目具备世界遗产的价值，只需重新梳理申报选点的逻辑，并在明年大会上提交相关材料重新审议。现代主义建筑遗产在《世界遗产名录》上属于数量很低、代表性较差的类型，目前只有巴西利亚城市规划和悉尼歌剧院等屈指可数的几处。这次会议对现代主义建筑遗产价值给予的应有的肯定，也使《世界遗产名录》在遗产类型上更加丰富和完整。

扶植“代表性不足”地区计划成功

      本届大会上诞生了密克罗西亚、安提瓜和巴布达两个岛屿国家的首项世界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构建平衡、可信和有代表性的《世界遗产名录》，更有效地实施《世界遗产公约》，一直联合咨询机构开展主题活动，支持和鼓励“代表性不足”的世界遗产小国的申报。2005 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开展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计划”（简称“SIDS”计划），致力于支持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域小型岛国加入到世界遗产保护中。本届这两个新的遗产的列入是世界遗产委员会努力的一个成果。

对社区参与的重视

      本届大会比往届更多地强调了遗产本身代表的当地社区和文化族群，并重视其对遗产申报的支持和参与。加拿大的混合遗产申报项目“皮马基奥温阿基森林”同时被文化和自然遗产咨询机构评估为符合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标准，而且是自然和文化的完美结合。但加拿大自认未能取得当地社区的完全认同，而主动要求将“列入”改为“补报”，显示了缔约国遗产申报机构对社区参与的重视。

系列遗产

      在本届大会审议的申报项目中，文化相关的15 个申报项目里有10 个为系列遗产，还有2 个是跨国系列遗产申报。由此可见，系列遗产已由原来的新趋势、新尝试发展为成熟且倍受青睐的申报形式。这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缔约国对大型系列遗产认知、保护管理能力、多方甚至跨国协作能力的加强。而这种对多方协调管理要求更高的申报形式也反过来会促进对复杂丰富的遗产的整体研究和保护。这将在更大范围内促进各利益相关方的交流合作和共同发展。虽然系列遗产申报有应对申报限额的现实考虑，但它的发展对遗产整体保护、区域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热点话题

重建

      重建曾经是二战后面临的重大课题和主要现象。重建的功能不仅在于从物质和形式上恢复已消逝的遗产，更重要的在于修复人与遗产地的关系，以及保护和恢复当地社区的集体记忆。重建甚至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初建立的基础之一。从华沙到德累斯顿，重建的案例不胜枚举，遗产界对重建及其影响的反思和争论也从未间断。近年来随着武装冲突、自然灾害等因素对遗产的大规模破坏，重建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次大会在对世界遗产，尤其是濒危遗产的保护状况审议中大量涉及重建问题，包括叙利亚的多个古城（阿勒颇、大马士革、布斯拉、帕尔米拉等）、马里的廷巴克图（Timbuctu）、乌干达的卡苏比王陵(Tombs of Buganda Kings at Kasubi)、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和遭受地震破坏的尼泊尔的加德满都等。委员会一致认可重建中社区参与，甚至主导的重要性。重建过程涉及的不只是技术层面，更多是社会层面；不仅应关注物质因素，还应关注非物质因素；应将遗产保护力量与其他有助于恢复当地生活和发展的力量相结合，而科学规划则是重建的基础。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就重建从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开展全面深入的讨论。

保护与发展的平衡

      与恐怖主义和自然灾害的大规模破坏不同，在和平地区，影响世界遗产保护的最大因素来自于大型开发建设。保护与发展的平衡问题多集中于历史城市类世界遗产。这些城市中，当代发展建设常常对活态历史城市景观的保护带来巨大冲击。迫于发展压力，城市管理者常常将遗产保护的范围缩小至文物建筑的边界，而无暇顾及城市肌理、景观和非物质遗产等同样核心的遗产价值载体。

      本次会议中，亚太地区问题保护和发展矛盾比较突出的有地铁建设对巴基斯坦“拉合尔古堡和夏利玛尔公园”（Fort and ShalamarGardens in Lahore）的负面影响，高层建筑对乌克兰“基辅：圣·索菲亚教堂和佩乔尔斯克修道院”(Kiev: Saint-Sophia Cathedral and RelatedMonastic Buildings, Kiev- PecherskLavra) 景观的影响；后者为避免被列入濒危，主动将限高从45米降低到35米。乌兹别克斯坦沙赫利苏伯兹历史中心（Historic Centre ofShakhrisyabz）由于过度旅游开发和旅游设施建设已经对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造成了严重破坏，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欧洲历史名城维也纳历史城市中心区（Historic Center of Vienna）和利物浦海上贸易城市(Liverpool Maritime MercantileCity)，因为城市规划中对建设密度和高度控制不当，严重威胁了历史城市景观，成为多年来保护状况讨论的焦点。维也纳的问题曾经引发对历史城区中当代建筑的国际讨论，并推动了历史城市景观概念的发展。对这两处世界遗产的决议中保留了随时将其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甚至从《世界遗产名录》除名的可能。威尼斯及其泄湖（Veniceand its Lagoon）由于大型海上基础设施建设、数目众多的游轮、管理规划实施不利、缺乏可持续发展战略等影响，其突出普遍价值受到了巨大威胁，成为本次大会讨论的焦点之一。

      厄瓜多尔的基多古城（City of Quito）是第一个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拉美历史城市，是拉美历史城市保护的典范。2015-2025 城市规划加强了对历史城市景观的保护，但计划中的城市地铁建设涉及考古遗址安全，中心广场修建地铁也将严重影响遗产地的价值。因此，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决议中不仅要求减少修建地铁总数，而且对每个相关遗产点都要进行遗产影响评估。

      非洲地区埃塞俄比亚的奥莫低谷史前文化遗址（Lower Valley of the Omo）虽不属于历史城市类遗产，但也很具代表性的面临大型开发建设项目的威胁。遗址周边涉及大型工厂、水利工程和公路的建设，其中尤其是制糖开发项目引发热议。最终，缔约国迫于压力承诺将项目规模缩小。

      本届大会还出现了一些保护和管理的成功案例。比较突出的项目包括：南美六国联合申报的“ 印加之路”（Qhapaq an, AndeanRoad System）。该项目融入了遗产影响评估、导航地图、整体管理等先进做法，是跨国协调机制的成功案例。日本的“富士山-圣地和艺术灵感源泉”（Fujisan, Sacred Place andSource of Artistic Inspiration）是多部门、跨学科、各利益相关方协作，当地社区充分参与的大型文化景观管理的成功范例。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 天山的路网”（Silk Roads: theRoutes Network of Chang’an- TianshanCorridor）在整体阐释策略、公众教育项目、监测数据库以及中国在促进三国协调管理方面提供的技术、资金支持和突出贡献方面堪称典范。伊拉克的“阿尔比尔城堡”（Erbil Citadel）则是在极端困难情况下开展有效工作、以整体调查为基础、当地社区参与的成功案例，其通过保护复兴社区生活，以及将数码科技应用于遗产记录、高效的国际合作都是值得其他遗产地管理者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