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遗产保护 与时间赛跑

　　“朋友总告诉我，哪里又拆掉了”

　　调查显示，20年间天津已有30%至40%的工业遗产消失

　　15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遗产保护专家们正聚集在上海一个曾经的车间里。这片巨大古旧的厂房，奇迹般伫立在以商业闻名的上海淮海路西段。6月15日、16日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现场会”， 来自国家文物局和全国各地文物部门的领导和专家们一同探讨工业遗产保护、管理、利用的多种可行模式。

　　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有些焦虑，“还是存在家底摸不清、法规支持不足等问题。要与时间赛跑，却常感到有心无力，朋友总告诉我，哪里又拆掉了。”随着城市化步伐的逐步加快，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着对工业遗产拆与保、遗弃与利用之间的激烈碰撞，尽管近年来一部分工业遗产开始被列入保护之列，但大部分城市，特别是一些传统工业城市，尚未将工业遗产纳入文化遗产保护的范围，缺乏对工业遗产的整体评价。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说，“由于工业遗产的灭失所导致的文化遗产的断层，将对城市肌理、个性、特征带来不可挽回的伤害。”

　　始建于1936年的沈阳冶炼厂，尽管曾制定了详细的保护和利用规划，但最终仍然没有避免被拆除的命运，让很多专家惋惜至今。天津日前工业遗产调查结果显示，20年间已经有不少于30%甚至达到40%的工业遗产消失。

　　“我们正在摸索着前行”

　　北京、天津、青岛、本溪、杭州等城市已制定了保护工业遗产的具体政策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农业社会时代那些历史悠久的文化遗存，比如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石刻作为文化遗产来加以悉心保护，而工业遗产的历史、社会、科学、经济、情感、美学价值则长期被忽视。比如机械制造工业，到上世纪末还能看到一些企业里世纪之初的机器还在进行生产或者闲置在车间的某一角落。

　　要给明天留下今天的历史！越来越多的工业遗产，正得到各地的有效保护与再利用。现场会上传出消息，目前北京、天津、青岛、本溪、杭州等城市纷纷制定了保护工业遗产的具体政策。在2007年国务院组织开展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工业遗产普查成果显著，各地新发现了一批重要的工业遗产。

　　“工业遗产的保护，我们正在摸索着前行。”单霁翔说。

　　建于1881年的上海杨树浦水厂，这个中国最早的自来水公司、曾经的远东第一大水厂，现在仍是当年的鲜亮模样。这座布满拱门、直廊、花草、青砖石板路的特别讲究的水厂，现在甚至还保留着生产的功能。杨树浦水厂选择的是“原状保护，延续原有功能”的保护模式， 而工部局宰牲场的保护利用则堪称“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模式”。这座落成于1933年的老建筑，在较好保留原始风貌的前提下实现了功能的有效置换，许多摄影爱好者最爱捕捉这里的魔幻光影。如今，这座老建筑已成为上海又一地标性的创意产业的集聚地。

　　“保护应是动态的”

　　既要重视工业遗产的不可替代性，又要注重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保护，是保持原始的状态，以‘保’为主。而实际上，工业遗产的保护应该是动态的、及时的，需要采取灵活多样的保护方式，处理好工业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王丹江说，“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既要重视工业遗产对于城市记忆的不可替代性，又要注重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总工程师侯卫东分析，中国近现代工业企业大都占据城市交通区位较为优越的区域，这种优越的区位条件是工业遗产区别于古代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它所带来的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城市建设、发展之间的矛盾也成为工业遗产研究和保护的难点和重点。”

　　在已积极行动起来、想方设法合理保护工业遗产的地方，也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天津大沽船坞，目前还没有明确的保护管理主体并形成良好的管理运营机制，保护经费主要依靠天津船厂“以生产养遗产”。当地曾对其进行工业旅游的尝试，但并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面对目前天津塘沽区大规模拆迁、建设的严峻局面，大沽船坞“文物式”的保护甚至显得不合时宜。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陈燮君也在现场会上坦言上海工业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的一些困难：作为我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上海目前已新发现工业遗产200多处，拥有4000万平方米的老厂房，巨大的老厂房存量客观造成城市化建设过程中保护与建设的矛盾时常出现。且由于缺少法律保护与文化遗产的保护资金存在的缺口，让有的具有历史价值的工业遗产最终还是不得不面临被拆除的尴尬。

　　单霁翔强调，要尽量挖掘工业遗产在历史、社会、科技、经济和审美等诸多方面的价值，赋予其以新的内涵与功能，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的良性互动发展，加强工业遗产的普查、认定、记录与研究仍然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